15 灵台无计逃神矢（第1页）
15 灵台无计逃神矢
在顺境的时候不向国家伸手，在逆境的时候从未想过逃离，亡国的苦他受了，离别的苦他受了，环境的苦他受了，当政治风暴将科学家视为蝼蚁时，他依然受了。他不是不会反抗，但他知道他的使命在哪里。他在内心里呼唤着光明，事实上他非常清楚，短暂的烟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他出色的情商让他安然渡过浩劫的年代，在众多狂狷之士含恨而去或销声匿迹的同时，他和他的团队从未停歇过核武器研制的脚步，这绝对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甚至，要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还要不可思议！
1986年7月11日，邓稼先的生命马达已明显开始减速，缓慢得几乎可以听见齿轮和齿轮相碰撞的声音。他什么也干不了了，邓稼先反而不似之前那么郁闷了，一切在这时都放下了。他拉着许鹿希的手，挤出一丝微笑，道：“我是62吧？也很好了。我还记得，赵尔陆上将也是62岁没的吧？”
他说的每个字都扎在许鹿希的心上。
这是什么话题？这样的对话怎么进行？
她想安慰他，说他还能活很久，还会跟她一起去逛公园、去爬山、去赏花，但她知道，她面前的是邓稼先，他从来不是一个在彷徨中度日的人，他一直头脑清晰，知道自己该要的是什么，该舍的是什么，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即使现在他的眼神依然是清澈的，一丁点浑浊的东西都没有。
她不想再说废话了，她只想找到一些能让稼先开心的话题，她想跟他谈谈典典和平平，但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她怕一提反而让稼先伤心。
她想跟他谈谈核物理的最新进展，她却又不是很明白！
她终于想到应该说些什么了。
“稼先……”
邓稼先依然微笑着看着她，喃喃道：“我真的可以走了。很温暖的，有你在身边呀。”
1967年的初春，因为家被抄而只能住在办公室里的赵尔陆上将，在无人帮助、无人救治甚至无人知道的情况下，因哮喘发作孤独死去。为中国氢弹成功爆炸做出卓越功绩的著名上将，没有看到4个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顺利试验爆炸，就这样不甘地离开了人世！
在邓稼先的性格中，知足而乐是非常显著的一点。他极少发牢骚，即使当年在北京西郊的“神计算”时代缺吃少喝，甚至仅有的几口菜也被小鸡叨食了也不曾抱怨。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感激世界上对他有过帮助的每一个人，更懂得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时刻趋于平稳。
新中国的初始阶段，社会风气相当正，那是知识分子最受尊重的年代。邓稼先清楚地记得，当研究所从北京辗转搬迁到青海金银滩第二个月的时候，221基地第一栋楼房建好了，李觉院长用他一贯的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军人作风下达命令：把新建的房子让给科技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
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把帐篷留给自己住，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本色和精神！而在这之前，在水深火热的三年困难时期，当首任核工业部部长、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想方设法从东北搞来一些大豆，支援北京的科研机构时，以李觉为核心的院党政班子一致决定：这些大豆代表东北人民的心，每个科研人员每天早上一勺清炖黄豆，行政干部一粒不许吃！
那个时期的干部和官员，堪称中国几千年清官史上最堪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篇。邓稼先为此深感庆幸，甚至满足。他对科技人员说：“我们没理由不好好干！”
画外音：
我们搞科学的，能身处这样优良的政治环境，不抓紧机会多出成绩就没有道理了。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埋头苦干，要做到这几点，科学家的性格就是要做好调整，不能好冲动，不能没耐心。因为，好冲动与没耐心是搞科学的大忌啊！
当年，面对日本人的铁蹄**，少年邓稼先没有低头，而是毫不犹豫地撕毁了那令人恶心的膏药旗；当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青年邓稼先没有低头，而是置生死于不顾地登上讲台，痛斥黑暗政府的暴行！但当另一起风暴袭来的时候，中年邓稼先显然没有再那么冲动，他清楚，这场风暴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明真相的盲从者，按主席曾经的话说，这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温和的办法解决，而不能同样采取极端的办法，那只能是火上浇油。
今天的人们对邓稼先拥有这样的想法不觉为奇，但在1965年后，阶级斗争开始把人分为敌人和自己人，全中国不存在一个中间派！
与时俱进，在全国人民几乎都分成了两派的时候，九院内部群众也毫不例外，这是1966年，氢弹研制正处于一发千钧的时候，九院两派之间的斗争也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此时邓稼先还不是院长，连副院长都不是，但在关键时刻他走了出来，对正在走廊里满怀革命豪情的一派说：
“你们到我办公室里来一趟，我有个重要消息要告诉你们！”
正热火朝天闹革命的风雷青年们以为是最高指示下来了，立刻兴冲冲地挤将进来，邓稼先还没来得及说话，得到风声的另一派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小小的办公室里人满为患。是的，是闯了进来，在那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年代，连他们的院长都经常老老实实接受批斗，邓稼先这个中层干部自然不在话下。
邓稼先内心一喜，但面上不动声色，高声道：
“你们来得正好！我原打算找你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个重要材料，只是因为你们坐不到一块儿，就想先一个一个地分开看。现在好了，就请哪位法语好的同志给大家念念吧！”
谁肯自甘落后呢？两派中自然都有人立刻嚷着要念。邓稼先笑着指派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法语最好的同志。当那位同志把这份法国准备在1967年底爆炸氢弹的材料念完后，整个办公室静悄悄的，剑拔弩张的气氛大为减轻。邓稼先知道是时候了，他清了清嗓子，道：
“革命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如果这次法国成功了，他们就是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如果我们没赶上他们，我们可就是老五了！主席说过，超英赶美，一个小小的法国难道我们也打不过？可是现在，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啊，只好把你们这些同志请过来，用你们的革命热情想一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你们都想当老五，那今天我就算没找你们说话！”
满屋子立刻响起“超过法国！超过法国！”的巨大声音，两派群众此刻混杂在一起，声音第一次如此的一致！邓稼先高兴极了，但他趁热打铁，急忙说道：“既然咱们都想到一起了，那就团结一致，还像以前那样，抓紧完成我们的科研课题，革命同志们，你们说怎么样？”
“好！”
两派群众这一次的回应比刚才更加响亮和整齐！“赶在法国人之前”这句新的口号，成为九院新的凝聚力，之前见面怒目相向的两派人，终于友好地重新坐在了一起，科研秩序的恢复让邓稼先充满了成就感，甚至在那一段时间，这种极端的激励方式让九院的战斗力完全可媲美当年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如人使臂，如臂使指”的高灵敏、高效率的协调机制再次大显神威，二机部部长—九院院长—理论部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组组长—研究组组员，整条科研线路完全贯通，运作流畅。
一般情况下，理论部的几个主任如邓稼先、于敏、黄祖洽担负着最基层、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各室主任负责编写大型的计算程序，用数值方法解方程；各研究组的大学生们则昼夜轮流地进行演算求解。而在特殊情况下，当有紧急任务时，最上层的一个指令总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由最底端的相关人员保质保量地高效完成，这在当时国内其他领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邓稼先出色的心理攻关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彭桓武、朱光亚等院领导刮目相看，从心底里感到佩服！
用同样的方法，邓稼先还在彭桓武受批斗时替他解了围！
要想引爆原子弹，就要先引爆团队精神这颗精神原子弹！如果你让邓稼先自己谈谈管理心得的话，他一定会说，我只是抓住了这条主线而已，别的就好办多了。这是大科学家在管理上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纲举目张，水到渠成。
邓稼先清楚得很，勇猛也许能够换来胜利，但狂热绝对不代表成功，在其舍生忘死的壮烈人生中，事实上也经常对自己的计划进行极为理智的内省，这种内省一方面来自夜深人静时让他难以入眠的思考，重度的思考，另一方面，邓稼先将原子弹研制初期那种大民主的氛围完全带入到九院，并自始至终贯彻到工作中，他深知民主的优势，并在自己已成为领导之后，将民主作风贯彻得更为彻底，在开展民主建设、汲取集体智慧方面，他做得极其出色，并让下属经常忘了他是一名领导。
实际上，在学术面前，邓稼先常常忘记了自己的领导身份。在对待新问题时，通常的情况是，邓稼先把所有有关的人都召集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类似今天的白宫圆桌会议，你看不到主次排序，当然更看不到出席者尊贵的名字牌。这只是表面的，在实际的会议中，邓稼先的超人之处在于，他的确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与他们在一起讨论的绝非一个高级领导，而只是一名跟大家一模一样的知识分子，一个经验稍微多一点的老头子！在一次有关氢弹实战化的重要会议上，邓稼先认为，从小型氢弹到实战型氢弹可以省掉两次热试验。他的意图很明显，这是加快中国热核武器研制，从而进一步缩小和核大国差距的跳跃之举，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上级领导的首肯，但这时，在九院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发生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