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天涯（第5页）
当初母亲四处游历时，就是靠着变卖这箱古董过活的，现在古董的主人变成了张爱玲，她的命运也会和它的上任主人一样吗？这究竟是一笔意外财富，还是残酷的诅咒呢？
撒手离去
1958年，他们向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提出的申请获得批准，他们得以被资助去南加州继续创作。这是张爱玲梦寐以求的事，她虽然满足于安静的居家创作生活，但心底却对大城市的繁华有一种隐隐的向往，加上他们的写作事业在那里也确实更有机会一点，所以他们开心地上路了。
1959年2月，他们得到的资助到期了，这次他们搬到了旧金山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交才真正上了轨道。他们以月租70美元的价格租下了布什街645号的房子，同时赖雅还在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办公室。每天，他早起去办公室写作，中午回来叫醒昨夜工作到两点的张爱玲，一起吃午餐，下午再各自工作或购物。晚上他们通常会待在家里看书或电视。这样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最重要的是有规律，对他们俩的健康都有好处。同时，他们也各自交了很好的朋友。赖雅和画家约?培根游遍了旧金山的大街小巷，张爱玲则和研究艺术的爱丽斯?琵瑟尔成了挚友。
1960年，张爱玲终于入了美国国籍，虽然她常常在公园里向爱丽斯讲述自己的童年趣事，向她描绘那个遥远东方国度的点点滴滴，但她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待了整整五年，她需要一纸法律证明，证明自己不再是个“异客”。
旧金山渐渐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家。
旧金山的生活波澜不惊，但张爱玲却总是提心吊胆，一来是担心赖雅的病情复发，二来则忧虑于两人收入的窘迫。思虑再三，她决定回一趟香港，寻找一下新的“财路”。赖雅对她自然是万分不舍的，但为了他们的未来，他只得同意了。
1961年秋天，张爱玲先是来到了台湾，为自己的小说《少帅》收集资料，她也在这里结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她还在王祯和的陪同下游玩了美丽如画的花莲。张爱玲显然对花莲很感兴趣，她一边走街串巷，一边做着笔记。临别前，张爱玲和王祯和以及他母亲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上，张爱玲没有往日的孤高冷艳，而是像个二十出头的女学生，年轻而有生气。
本来按计划离开花莲后，张爱玲要去台东参观当地赛夏人特有的“矮灵祭”，之后再回台北，飞去香港。但不知是不是“矮灵祭”的谐音对张爱玲来说太不吉利，她尚未成行，便听闻了赖雅再次中风的消息——他果然是不能没有张爱玲的！
终于，在她的日夜赶工下，《红楼梦》剧本提前写好了，在等待电影公司审核期间，她又接了一个新剧本——“能赚一点是一点，赖雅还在等我回去呢”这是张爱玲那时唯一的心声。然而，等待换来的却是深深的失望，《红楼梦》被竞争对手抢拍了，张爱玲的心血付诸东流，她亦没能在母语世界里重新焕发光彩。
1962年3月，张爱玲飞回了美国，从此再也没踏上过这片让她几度欢喜几度愁的土地。
按计划张爱玲会在18号抵达机场，但心急的赖雅17号就跑到候机大厅了，他此时病情已经有所好转，只是心病却还需要张爱玲的慰疗。张爱玲回来后，也下定决心再也不离开赖雅了。她觉得人生难得有一深爱之人在殷切地守候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拿来拒绝这份等候呢？这之后，即便张爱玲长期供稿的电影公司倒闭，他们的收入和生活境况愈发糟糕，她也再没有离开过他。
他们把家搬到了黑人区的廉价公寓里，张爱玲也不得不放弃寄予厚望的《少帅》的写作，转而写一些广播剧和翻译作品维持生计。但张爱玲的努力和妥协没有换来基本的回报：赖雅的身体终于彻底垮了，他几次中风后瘫痪在床，完全依靠张爱玲来照料。张爱玲从一个贤惠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全职看护。这让赖雅十分内疚，因此他变得沉默寡言，张爱玲也被繁重的工作和家务压得喘不过气，生活不再是幸福而满足的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人生有起伏，爱亦有明媚和晦暗时分，既然眼前这个人曾给过自己如此温暖的慰藉，那在他需要自己时，为他牺牲再多又如何呢？
张爱玲的不离不弃终究没能感动上帝：1967年10月8日，赖雅带着对张爱玲的无限眷恋与歉疚，悄然离去。对他来说，自己和张爱玲都得到了解脱；而对张爱玲来说，她宁愿永不得脱，因为解脱之后，将是一生的失落。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余生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以赖雅为姓，并自称赖雅夫人。这段十年多的跨国恋情，在张爱玲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如果一定要为这段感情下一个结语，那不如用张爱玲多年前的小说《倾城之恋》里的那段无奈的告白好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余韵袅袅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先后在雷德克里芙女校和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但都不顺心，在创作上她也始终没能打开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倒是在大洋彼岸的港台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台北皇冠出版社重印了她的许多作品，一些铁杆“张迷”也冒了出来，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的妻子——著名作家琼瑶女士，也将张爱玲视为写作上的“老师”。1971年，张爱玲接受了“第一张迷”水晶先生的专访，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为我们了解张爱玲的晚年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水，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颗红的星，又是一颗绿的星。”
……
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想起自己见识过的留美学人或者作家的书房，千篇一律一张四四方方大书桌，四围矗立着高高低低的书架，堆满了书，中、西文并列。只有张女士的书房例外，看不到书架和书桌。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
张爱玲告诉水晶先生，自己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也就是她常说的“与月亮共进退”。谈话期间她喝了好几杯咖啡——这是她与月亮共进退的武器。因为得知水晶先生已经订婚，张爱玲还特意为他的妻子准备了一份礼物：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这些细节都让水晶先生感慨：“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张爱玲！”她哪里有一丁点的冷艳孤高呢？
可惜的是，这是我们关于张爱玲晚年生活细节的唯一史料了。
1972年，因为名气渐涨而收入宽裕的张爱玲移居洛杉矶，在这里潜心创作。她在这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海上花列传》和研究红楼梦。翻译《海上花列传》算是她的还债之作，当初她便答应胡适要做的，现在才空出时间和精力。但即便是还债，张爱玲也做得煞费苦心，仅仅是书名的翻译，她就和出版方一再商议确认，更别提里面各种中文名字翻译的韵味考量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考据则是张爱玲的兴趣所在，她自幼熟读《红楼梦》，早年还曾写过戏谑之作《摩登红楼梦》，她后来将自己考据《红楼梦》的想法告诉了宋淇夫妇，他们鼓励她有时间一定要完成这件工作。而此时的张爱玲没有了各种包袱，她有的是时间。
后来张爱玲也写一些散文和小说：《张看》《色，戒》《惘然记》《余韵》《对照记》都出自这段最后的隐居岁月。
《对照记》是张爱玲最后一本散文集，里面收录了她许多未公开的私人照片。完成《对照记》时，张爱玲已经73岁了，在这本“遗著”里，她一改往日对个人隐私的低调保护，将自己、母亲、姑姑，以及炎樱等人的照片都放了进去，让我们看清了那些曾陪伴过她生命或长或短时光的人物形象。彼时，除了炎樱之外，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世：父亲逝世于1953年，母亲逝世于1957年，胡兰成逝世于1981年，姑姑逝世于1991年。张爱玲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是她在1994年获得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时拍摄的：清瘦，苍老，面容冷峻，手里还卷握着一份报纸，上面赫然写着“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给人一种莫名的奇异观感。她是在告诉世人：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吗？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的邻居发现已经好几天没见到这位清瘦的东方老太太的身影了，当他们报警打开张爱玲的房门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凄美所震撼：一位身着红色旗袍的清瘦的老太太，端然躺在行军床的蓝灰色毯子上，旁边是一张书桌，桌上是一叠铺开的稿纸，和一只未来得及合上的笔。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又命运多舛的传奇女子，就这样悄然逝去了。那天恰好是中国农历的中秋节，是一年中月亮最圆的一天——这个一生与月亮共进退的女人！她的逝去，有最美的月光送行。
张爱玲逝世前早已整理好了各种稿件和书信，整齐地装进手提包，放在桌上，并留下了简短的遗嘱：一、所有私人物品留给宋淇夫妇处置；二、不举行丧礼，立刻将遗体火化，不要让人看见，将骨灰撒到空旷处。她要像一株自生自灭的野花那样，恣意开后，悄然萎去，不给世人一点叹息的机会。
9月19日，张爱玲的遗体在玫瑰岗墓园火化，没有仪式，没有亲朋到场。火化后，她的骨灰被撒在了浩淼的太平洋中。还记得潘柳黛曾戏谑地说她的贵族血统纯度就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后的鸡汤浓度吗？现在她真的将自己的一切撒在了那里，但那份厚重与苍凉，却溢满了整个太平洋。反而是那些纠缠她一生的流言妄语，被太平洋的风轻易吹散。
唯愿太平洋水深情重，能将她的魂魄安然护送回上海，护送到让她魂牵梦萦的故乡。
著名作家叶兆言曾评价说：“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但当我们真切地在纸上陪她走完这坎坷泥泞的一生，陪她欢笑哭泣，陪她高歌沉默，陪她爱恨，陪她释然之后，也许我们会愿意用更温暖的语言，像回忆一个老朋友那样说起她：“哦，张爱玲，那个既聪明又愚笨，有时还有点犟的瘦姑娘！她精明一辈子，在爱的路上却执拗地蒙起眼睛。愿太平洋的海水，可以稀释她每次磕碰受伤的疼痛，给她永远的喜乐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