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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睁大眼睛看准人

曾国藩对于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之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非常小，那么遇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道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欠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之大。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度过了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其他如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品之器”，派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宗棠共事，因为他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来帮助弥补我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致失败或物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处理，大多数幕僚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直接对曾国藩提出尖锐批评，态度坚决，但曾国藩一意孤行，杀害无辜百姓以取悦洋人。其结果，“责问之书日数至”，全国一片声讨声，“汉奸”、“卖国贼”的徽号代替了“钟鼎世勋”，京师湖南同乡，将会馆中所悬曾国藩的“官爵匾额”砸毁在地，几十年以来积累的声望一日消失干净。曾国藩晚年对未听幕僚劝阻颇为后悔，“深用自疚”，“引为惭愧”。他在给曾国荃和曾国潢的信中说：“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心绪不免悒悒”，回到江宁仅一年多即死去。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芟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因由公之英文钜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然而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处。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像是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很多人才。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至于那些才思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70。睁大眼睛看准人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孙子兵法》认为只有察看清楚对手和地形，才能是胜利的惟一保证。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卯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他们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蓉，号霞仙，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1839），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临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道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咸丰元年（1851），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1852）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弃世；八月，曾国藩亦以其母于六月二十日去世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并誉之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薄暮不盈春。

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