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尽管心苦也要尽力去做好事（第2页）

第三，重视农业使民富足。战乱以来，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生活也许还没有达到绝境，但是农民没有一家人不苦，没有一处不苦。农民受苦太久了，就会使田地荒芜没人耕种。军队没有粮吃就会骚扰民众，民众没有粮吃就会去做盗贼。盗贼没有粮吃就会变成流寇，因此，就会大乱，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了。所以，当今的州、县官重视农业就成了第一项重要的任务。商人的钱可以取，受到伤害的农民的钱不能取。少征税赋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劳役以使农民安身。没有牛的人家，想办法叫他购买；被水淹的田地，想办法把水排掉。要使农民稍微有团聚在一起生活的快乐，这样才不至于都逃避迁徙他乡。

第四，崇尚俭朴可以廉政。近来州县用于廉政的俸禄款项，均无着落，而支出的款项，仍然没有全部裁撤。实在是非常艰苦窘迫。只有节约开支这个办法还可以做到公私两全。节约开支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官亲少了，就没有需求索要应酬之类的繁杂；幕友家丁少了，就可以减少薪水、杂支的费用。官家厨房里少一双筷子，老百姓就宽裕一分。此外，衣服饮食，样样都要节俭，歌、舞、烟、酒一一禁绝。不给上司拍马屁，不私置自家的田产。用于自己的要有节制，取之于民的要有限度。

这些虽然是就州、县说的，实际上不仅州、县官可以用，上至道府，下至佐杂，凡是负有政治责任的人，都可以按此类推参考使用。所以曾国藩在《劝诫州县四条》下面的注解中说：“上至府道，下至佐杂，以此类推。”至于在《劝诫委员四条》的原注中，曾国藩说：“现在所有的职事人员，都归入此类。”

第一，勤奋劳作可以尽职。看看农民父老，一年到头勤勤恳恳的劳动，他们很少生病，我们就认识到劳动可以锻炼身体。看看舜、禹、周公，他们一辈子都爱劳动，所以他们都能活到高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劳动可以养心。基本上说，勤劳就不容易腐朽，安逸就容易学坏，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勤有五勤：一是身勤：危险遥远的路，亲身去走一趟试试；艰苦的环境，亲自去体验一番。二是眼勤：碰到一个人，一定要仔细地观察一番；接到一篇文章，一定要反复审读。三是手勤：容易被丢掉的东西要随手收拾；容易被忘掉的事要随手用笔记下来。四是嘴勤：对待同事要互相规劝；对待下属要再三指导。五是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认真思考积累起来的智慧连鬼神也能通晓。这五勤都做到，就没有不尽职的了。

第二，崇尚节俭可以培养廉政。往年州、县的佐杂人员，在省当差，是没有薪水银两的。现在每月要发给数十金，而且还嫌少。这就叫作不知足。要想做到廉政，首先必须知足。看看各地的难民，讨饭的人遍地，那么我们这些人能够吃饱穿暖有房住，已经是很幸运的啦，还有什么奢望呢？还敢糟蹋东西吗？不仅应当从廉政中得到利益，还应当从廉洁中获得好名声。不贪心保举，不好虚荣，凡事知足，人人遵守公约，那么社会风气就可以恢复到正气。

第三，勤学好问可以增长才干。现在社会上事情繁多杂乱，但重要的不外乎四项：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凡是从事做这些事的人，在这四项当中，各项中都应该精心解决每一件事。学习军事的就要研究进攻、防守、地形、敌情等内容。学习吏事的就要研究催粮收赋，审理案件，促进农业增产等内容。学习饷事的就要研究人口负担、治理捐税、开辟财源、节制流失等内容。学习文事的就要研究奏疏、条教、公文、信函等内容。研究的方法不外乎“学”和“问”两个字。向古人学就要多看书，向今人学就要多找榜样。向当事的人“问”就会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观的人“问”就会知道其中的作用和结果。不停止的勤学苦练，才智会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的增广起来。

第四，戒除骄傲和怠惰可以矫正社会风气。我在军队里的时间长了，虽然不懂得卜卦、算命的技巧，但颇能预见打败仗的征兆。凡将士有骄傲情绪时一定会败，有怠惰情绪时一定会败。不仅将士是这样，凡是官员有骄傲情绪的，也一定会坏事，有怠惰情绪的也一定会出差错。骄傲、怠惰开始时影响不大，时间长了就会逐渐形成风气。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会使全国的能人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晚起床，会使全国都是夜晚。现在我与各位约定：多做实事，少说大话；需要出力的不躲避，有了功绩不自夸。如果人人都这样要求自己，那么业绩就会从此出现，风气就会从此端正，人材也会从此兴旺起来。

读了曾国藩的上述话，对他理想中的政治人才就可以知道了。他所说的“勤奋劳作可以尽职”，是指本职方面说的；他所说的“崇尚节俭可以廉政”，是就道德方面说的；他所说的“勤学好问可以增长才干”，是就才干方面说的；他所说的“戒除骄傲怠惰可以矫正社会风气”，是指责任方面说的。这些责任履行得好了，就是达到了殚心，于家、于国、于事业就会有好的结果。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年老多病已很严重。虽然朝廷的圣旨中有“只要该总督能够坐镇在那里，各种事情自然可以处理妥当”的话，不必让他事事都得亲自过问，但曾国藩带着重病之身赴任，仍然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没有闲暇。如同他在赴任前请求陛见折中所说的那样“揣摩古人鞠躬尽瘁的意义，一息尚存，不敢稍有安逸”。积劳成疾，加上天津办理教案刺激太大，于是病情加重，一年多就死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巡抚何在上报的奏折中，说他：“无论是在军还是在官，日夜没有一点松懈的时候。虽然是刮风下雨，得病忧郁的时候，也都是鸡鸣而起，半夜而息，凡数十年如一日。晚年不吃珍贵的药物，没有过卧病不起的时候。以前在两江任内，钻研文书，条理精密，没有不经他亲手拟订的章程，没有不经他批阅的信札。只是由于说话不清和心跳之病，不能多见僚属。前年回任，自称稍有怠惰更觉内疚。办公之余没有不见的客人，会见了就一定要各方面问得详细，诚恳地教导勉励僚属，事理的原委，也无不暗记于心。人们都佩服他老年进德之勤。”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话。胡林翼晚年长期有病，每天咯血达二百多口，然而军事、吏治还是筹划得没有遗漏。劳累过度伤害生命，死时年仅五十。曾国藩本是胡林翼所称“精力超过一世之人”的人，死时年龄也仅六十二岁。都是由于忧患劳苦而导致的。胡林翼在病中给国藩的信中写道：

您很是挂念我的久病之躯。从大局来说，林翼生死无足轻重，从个人角度来讲，走累了则想坐，疲劳至极则想睡，放枕睡下，便是佳兴；从私情的敬爱来说，则很有随时敢于去死的心理。况且宗棠、续宾，有同样的命运，也特别不能淡忘。

又《致严树森书》说：

近期病情又加重，生死存亡，以我看来，仅如昼夜，毫不动心，也请您不要挂念。

又有《致左宗棠书》说：

我的病吐血稍有止住，而咳嗽加重，虚弱地躺在**。偶尔翻看文书一二行，气即上冲，即大作咳嗽。夜间刚闭眼就咳嗽，想享受半宿的好觉，也不可能。而百年的香觉，又不能达到，我的命将尽了。

曾、胡性情相投，感情深厚，俩人都勤于政事，置生死于度外。

俞樾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说：“听人说曾国藩先生的事，才知道他真是像神灵一样的人物，来去分明，自与别人不同。他的身后之事，都亲自安排清楚，然后归西。二月初一，梅方伯来见，劝他暂时请假。国藩笑说：‘我不请假了。恐怕没有销假的日期了。’能够这样准确的推知以后的事，怎么能不令人相信呢？”曾国藩虽然没有卧床不起，却自知病体已将垂危，没有转好的希望了。临死前的谈话还饶有风趣，实在是大彻大悟视死如归的缘故。

曾国藩去世时的状态，据王安定所记述：

二月初二日（按：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刚刚阅读书籍，拿起笔手就颤抖，想说话又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好了些。接着就告诉儿子纪泽，丧事应按照古代礼仪，不要用佛家、道教。初三日，看《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又有手颤心跳的迹象。初四日午后，走一遍西花园，纪泽随从。游完将返回的时候，忽然说脚麻，扶持到厅中，正坐而死。

左宗棠说“国藩无病而终，真是大福”。其实是身体过于虚脱，没有什么值得怪异的。薛福成说曾国藩去世的时候，“城中的官吏前来看望的人，望见西面火光冲天，都以为是水西门外失火了。江宁、上元两个县令急忙让衙役们扑救，到了那里见居民们都很安寂，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问遍了远近，并没有失火的地方。军门黄翼升的祭文中说宝光照天，微雨清尘，也是记述其实际。后来庞观察来自清江浦，成天麟来自泰州，都说是初二日傍晚的时候，见大星西落，光芒如月。正是曾国藩去世的晚上。”薛福成本来是好谈神怪的，所以更是说得津津有味。他记述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阵亡的情形，也说“王死的傍晚，京城中都听到怪风自南方刮起，并有数千鬼声啁啾相随，瞬间向北而去。这其实是忠灵不灭”。

曾国藩一生仰慕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对孔明的“鞠躬尽瘁”尤为叹服，认为为官一方，应负起民责。他多次阅读《三国志·蜀志》，对诸葛亮事后主刘禅如辅佐刘备一样，击节慨叹。

最后看曾国藩的一段话，其核心要点是：“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