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的形成（第1页）

§第4章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有其历史特殊性。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十分相近的两个国家，最终却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命运，关键就看它们能不能有效战胜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所以，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原因很有必要。

第一节　经济原因：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其经济原因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创新力度不够。道理很简单，经济发展是需要各种要素如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来支撑的，如果这些要素供应不上或成本增加，就会导致要素投入边际报酬率下降、经济比较优势减少，就会使一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在目前的我国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实际上就表明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正在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利润空间，降低产品在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般认为，之所以会形成中等收入陷阱，原因虽然很多，如大致上可以分为社会问题、产业结构升级障碍、过度依赖外需市场、经济对外开放造成的外部风险等，但在这些原因中，因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察的，所以首先应当从经济方面找原因。而从经济方面找原因，主要地又表现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技术创新不够。如果进一步深究下去，这又是经济发展动力机制造成的。[1]道理很简单：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应当具有各自不同的动力源泉。换句话说，社会发展阶段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在这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不同造成的。如果原有的动力源泉逐渐失效，无法形成新的动力源泉，白白错失经济发展模式转移良机，社会发展就会掉入某种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其中之一。

从本质上看，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动力源泉的接替、动力机制转换方面存在问题，以至于到最后无法克服技术创新瓶颈，经济发展速度不是提不起来就是起伏很大。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低收入阶段依靠的可能主要是禀赋优势、基础设施投资、外资等资源，这些资源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争取而来的；可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仍然依靠这些所谓的优势和经验，就可能变得慢慢靠不住了。

具体地说是，在经济发展之初的低收入阶段，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对投资驱动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外资的引入，又会与本国资源条件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这些都已经在一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初发展阶段中得到证实。

可是当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这时候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劳动力资源优势也已经得到充分利用，这时候如果不知道或者做不到路径依赖改变，而是继续躺在过去的“成功经验”上自我陶醉，就可能会因为可以依赖的优势资源越来越少，导致可以选择的发展路径也越来越少。

这时候怎么办？很简单，就是要改变原来的那套做法，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资本产业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同时，积极培育国内市场，把原来的出口导向、外需拉动型经济模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内生增长型模式。这方面工作做好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比较容易被跨越。关于这一点，从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中都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仔细探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所以会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错失了转换发展模式的最好时机，以至于后来追悔莫及。

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就没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资本品的进口替代。

以其中最典型的阿根廷为例。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仍然维持“举债增长”，从而使得这种进口替代战略竟然延续了半个世纪。再看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很小，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结果只能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需求，很容易受国际市场冲击[2]。

由于错失经济转换发展模式的最佳良机，使得这些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屡屡无法突破。

究其原因在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随着低成本优势的逐步消失，这些国家在低端国际市场已经难以与其他低收入国家进行竞争，所以这时候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在中高端市场上与高收入国家相抗衡。

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及时抓住机会，技术创新上有新的突破，就能在技术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相抗争；否则，就只能夹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高不成低不就，腹背受敌，很容易失去经济增长动力，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不前。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这种经济高增长上看出来。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所以只好始终处于一种上下挤压的经济竞争环境中，慢慢失去自我。

第二节　社会原因：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原因，主要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没有公平可言，从而导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怨言四起，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例如我国目前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城镇化加速发展形成的“超常城市化”，表现为贫困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各种犯罪行为滋生等，阻碍社会和谐进步。

不用说，这个社会原因与前面所说的经济原因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增长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具有创造性，又带有摧毁性。具体地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阶层和阶层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会不断加剧；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就可能会阻碍今后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负效应”。而经济增长负效应必定会阻碍经济快速发展，长期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

从以上容易看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发展之所以提高不快或起伏很大，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太大、没有公平可言，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和社会想发展也发展不了。

以贫富差距太大为例。当社会阶层结构固化，人人都感到这个社会“勤劳”已经不可能“致富”，得“拼爹”；当富人人人自危，尤其是穷人以及穷人的孩子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致富时，最先想到的就是通过其他方式如“革命”、“暴动”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个社会还会安定、经济还会稳定增长吗？

再以没有公平可言为例。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可能会对社会发展的公平性重视不够，也可能是有意为之，想“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故意拉大收入差距来刺激经济发展。殊不知，这一观点本来没错，可任何事情总有个度，当突破了这个“度”后，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最典型的是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原来的贫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从而频频引发社会动乱，更不用说大大削弱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了。

就好比有两匹马（穷人和富人）同时拉动一辆马车（经济发展），同心协力，马车当然会被拉得很快。可现在的问题是，其中有一匹大马（任何国家中低收入人群总是占大多数）因为动力不足不起作用了，甚至还在形成阻力，这时候小马即使跑得再欢，马车的速度也上不去。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70年代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44到0。66，其中的巴西直到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4。如此之高的贫富差距，必然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动**，直至造成政权更迭频繁，这当然会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强调整个社会的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加均衡的发展条件，还非常有助于减缓社会矛盾，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句话，有助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了，“家和万事兴”，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才有可能稳步向前。

关于这一点，同样可以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得到证实。日本和韩国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都很好地控制住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