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陷阱一 经济增长乏力（第1页）
§第6章 陷阱一：经济增长乏力
中等收入陷阱中突出的一点是经济增长乏力，表现在科技创新难度不断加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企业摩擦成本居高不下、资源消耗受到制约、外需拉动功能减弱、未富先老拖累经济发展、缺少全球知名品牌等。
第一节 科技创新难度不断加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于高收入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可以主要通过引进外资、人才、管理经验等措施尽快实现科技进步；但随着我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不断缩小，这方面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以后科技创新的难度会不断增大：一方面，我国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国家看到中国在崛起，自觉不自觉地加大了对我国引进技术的阻挠力度；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又因为受研发、人力资本条件等制约，短期内难以看到有大幅度提升。
从具体数据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79年到2007年间，我国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3。5%、25。3%、21。2%。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九十年代比八十年代上升了20个百分点；可是进入21世纪后，该贡献率就出现明显下降，以后如果想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至少不下降趋势，难度显而易见[1]。
那么，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呢？简单地说就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任何生产活动都应当追求效率，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用来看作科技进步的主要指标，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方面。如果产出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增长率，这超过的部分就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或总和要素生产率，简称TFP。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我国以后要想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比较困难，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即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技术创新不够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正是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成因之一。
第二节 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提高，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
然而发展到现在，我国工业增加值已经超过全球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以后要想出现大幅度提升，将变得十分困难。这表明，如果寄希望于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将会非常渺茫[2]。
从具体数据看，2001年到2008年间，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3%、11。5%，分别超出GDP年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尤其是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2。9%，达到历史最高点。
而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即将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重振本国经济，纷纷推出“再工业化”运动，制定政策扶持传统产业复兴。这样一来，就在国际范围内制约了我国工业规模的继续扩张。
所以专家预测，今后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会趋于稳定，要想在达到历史最高点后继续向上攀升，至少现在还不敢想象。
从其他各国的横向比较看，在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最高点出现在1970年，占39。1%，2007年已经下降到25。1%；美国是出现在1981年，占29。3%，2007年已下降到17。1%；日本是出现在1970年，占38。8%，2007年已下降到22。8%；韩国出现在1987年，占34。5%，2007年已下降到31%。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看，它们的占比在达到最高点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跌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以后的规模扩张空间会逐步缩小；只有尽快把重点转移到提升工业化产业素质上来，才会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节 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优化和充分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
不用说，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受各种资源约束，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而改变。潜在经济增长率虽然并不等同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但毫无疑问，今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是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的。
一些国际机构认为，未来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缓慢下降趋势。例如，世界银行的预测是，2011年到2015年间我国年平均潜在增长率为8。4%，2016年到2020年间将下降到7。0%。其他许多研究机构的观点也大体上差不多[3]。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即1979年到2009年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GDP年增长速度高达9。9%。即使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2008、2009、2010年的GDP增长速度仍然高达9。6%、9。2%、10。3%，在全球最先实现经济回升，但接下来谁也不敢保证今后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会依然这么强劲。
研究表明，从全球其他国家的情况看，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后，一般总会出现一个经济减速或经济调整过程。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第三个10年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年增长率大多只能在4%以下[4]。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如此这般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顺利跨过第三个10年，堪称一种奇迹了。
第四节 企业摩擦成本居高不下
经济发展主要靠企业，而企业发展既离不开内部动力也离不开外部环境。这里所谓的外部环境，就是指企业的摩擦成本高低。
摩擦成本主要指制度摩擦成本，也就是企业在与外界磨合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在我国，企业家最头疼的不是如何集中精力抓经营管理，而是如何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这是因为一方面制度体系不明确，另一方面多头管理、相互扯皮，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
为什么说这种成本是被“摩擦”掉的呢？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信息不完全，导致在正常成本支出以外需要消耗额外的成本支出。而这又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分不开。
例如，我国制造业在全球非常具有竞争力，这是拜我国具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所赐。按理说，既然我国的劳动力丰富，官员成本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可数据表明，我国官员的昂贵程度排在全球前几位。当然，这种昂贵并不是说他们的账面薪水有多么高，而是指每个公民所供养的官员比例及其支出成本要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5]。
具体数据是，1995年到2006年间，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的金额从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6。6倍；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一直增加到2006年的18。73%。可是看看2006年全球其他国家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如何呢？日本是2。36%，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我国在全球“遥遥领先”。
我国的行政成本之高，从根本上压缩了企业盈利空间和工人的工资水平。数字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目前只有12%左右，而美国高达42%。在我国GDP总量中，政府财政收入占30%，大量的农民和农民工被排斥在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外；相比之下，我国台湾的GDP总量中财政收入只占12%，有关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早已覆盖全体公民。
区别就在这里。“一个领着廉价薪水国家的公民，却供养着一个庞大、低效而昂贵的公务员队伍。由此带来的恶果是，我们的经济是增长了，可是公众却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或者享受的收益很少。”这样的经济发展还会有动力吗？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要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但很难看到实质性动作。因为归根到底，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多地控制资源是他们的本能反应，寄希望于他们挥刀自宫，根本不现实。所以能看到，有关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引进绩效管理机制、实行信息公开等等，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之策，很难收到实效。
可以想到的是，我国如果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下决心解决行政成本过高问题，这样才能调动企业经营积极性。
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根据国际惯例，把行政成本与GDP挂钩作为法定原则，超过这个比例就属违法，政府就应当破产。并且这个比例要借助于外力，即由全体国民讨论确定，由全国人大来进行监督。
第五节 资源消耗受到制约
发展经济离不开资源环境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是大规模、高强度的资源要素投入。
可是展望未来，这种大规模、高强度资源投入已经不可持续，所以以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必定会受此牵累而降下来。
从具体数据看，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5%，可是消耗的钢材却占全球总量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石油天然气占10%[6]。通过这样的对比容易发现，这从全球角度来看很不合算，只是因为你现在拥有这么多资源环境才铸就这样的经济增长；但显而易见，如果以后还是这样下去，将会变得十分“不合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