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游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第1页）

§一游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所谓游资，是指在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短期借贷资本。在有盈余积累的情况下，一部分企业利润和其他暂时还没有分配给股东的个人收入、企业和个人占有的暂时不需要用到的资金，就会积淀下来成为游资；即使没有任何盈余积累，企业和个人也可能会通过各种纯技术性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的节约等方式来形成游资。

从这个角度看，游资的主要特点是流（游）动，包括流进和流出。当然，这种流动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为了在各金融市场之间追逐高额利润，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从事货币投机。

正因如此，专业人士把游资称为“短期资本流动”。不过，当这种游资所从事的投机活动越过了国界，它就有了另外一个名称：“热钱”。

1　看不见摸不着，却没也闲着

游资看不见、摸不着，来无影、去无踪，却一刻也没闲着，自始至终都在虎视眈眈地寻找着炒作机会。否则，它也就可能不姓“游”、而改姓“固”（固定资金、固定资产）了。固定资产、固定资金本来是与流动资产、流动资金　1相对的概念，后者却是形成游资的一大来源。这是因为流动资金本身就是现金或者随时可以变成现金，所以它随时都可能会以“游资”的面目出现、加入到游资炒作大军中去。

游资炒作的操盘手或操作者，称之为“炒家”。炒家的一大擅长是喜欢把某些突发事件包装成“概念”来借题发挥，这就形成了“炒作”。不用说，“炒作”的最大特点是忽悠人、蒙蔽人，以便炒家从中获利。

有报道说，这一波大蒜　2、绿豆涨价风潮其根源就来自国内外游资的联合炒作。从数量上看，至少有1万亿元游资在我国对农产品实施“成本狙击”和“价格催涨”，以便从中混水摸鱼、获取暴利；从目标来看，它们正在试图通过炒作我国的“旱灾行情”来实现对相关产业链的终极控制。这些炒家有着各种各样的来历，既有国内个人资本、国有资本，更有国际游资巨头如美国摩根大通公司、美国邦吉公司、法国路易·达孚公司、美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DM）等　3。

由于农产品涉及到千家万户以及国家粮食和经济安全，所以千万别小看了游资炒作所造成的结果，也不能仅仅把它局限于资本逐利性（虽然这可能是最主要的）来看待。因为每一次农产品炒作，最终暴发的只是极少数炒家，绝大多数跟风者、小加工者、农产品种植户都会损失惨重。游资一旦撤离，农产品价格就会跌入低谷，不但对农产品价格体系造成混乱，而且还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绝不可等闲视之。

在本书的开头，这里想厘清一下“游资”和“热钱”的概念。

虽然目前对这两个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还见仁见智，但一般认为，“游资”是专业称呼，“热钱”是民间俗称；“游资”的概念要比“热钱”略大一些，即“热钱”主要是指国际上专门用于赚取汇率差额等短期资本利得而流通的国际性资金，而“游资”除了“热钱”外，还可以包括国内私人资本。

在本书中，这两个概念可以简单地等同起来理解，即它既包括国内“游资”，也包括国外“热钱”。事实上，这两者也是相互贯通的，很难分得一清二楚。

毋庸讳言，无论是“游资”还是“热钱”，都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快、倾向性明显的特点，所到之处往往会发生市场动**乃至金融动**。所以，它是“不受欢迎”的，却又是“必然存在”的。人们可以引导它、利用它，却无法彻底消灭它，否则也就没有“市场”可言了。

有人认为，游资炒作并没什么可怕的，就以大蒜、绿豆等小宗农产品为例，它们都是一年一季，等到新的大蒜、绿豆上市了价格马上就会降下来。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对，因为它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从静态角度看，新的大蒜、绿豆上市后市场供应总量确实增加了，确实会导致价格下跌；然而在游资主导的价格体系下，这条“规律”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时候的价格涨跌主要不是看市场供应量，而是看游资的炒作策略。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要看游资在炒作农产品时想怎么通过调节市场流通的农产品数量来调节价格高低，从而最终实现它们盈利目标的最大化。

从2010年的情况看，许多新的大蒜、绿豆还没到收获季节，就已经被游资炒家提前预订一空。更不用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炒家不断利用信息陷阱、集体喊涨等炒作手段来扮演幕后推手。绝大多数消费者包括专家在内，都很难分辨它们的蛊惑，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所以说这时候的农产品价格主要是受炒作支配，供应量大小则被降低到了一个比较次要的位置。

尤其是有报道说，至少有1万亿元游资在对我国农产品实施“成本狙击”和“价格催涨”，你就更不能小看了这些游资背后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国际炒家巨头。它们的目的可能不是简单地仅仅想“赚几个钱”，很可能是别有用心——最终实现对我国相关产业链的终极控制！

2　优哉游哉，游资可以随叫随到

游资一贯以来就是凶猛的，绝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温情脉脉、小鸟依人。如果有人以为游资只会盯着黄金、房地产进行炒作，看不起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农产品，就太小看资本的逐利性了。

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资本论》一书中，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评论家托·约·邓宁（Thomas　Joseph　Dunning，1799—1873）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