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管理的社会学（第1页）

§第一节社会管理的社会学

社会管理属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而社会管理的社会学正是社会学理论知识及其实践经验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尝试和应用。对于什么是社会管理，包括核心概念、理论体系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方面都尚未形成定论，不同学科都在各自理论体系内赋予含义并加以阐释。一直以来，社会学领域对社会管理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成果，呈现出分散化的状态。各分支社会学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逐一解读和多维诠释，包括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政策等都对社会管理进行了专题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社会管理相关主题中仍留下了不少有待拓展的空间。

一、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是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与回应。那么，怎样在现实社会生活场景中理解社会管理？现代社会诸因素又是如何塑造和重构了社会管理？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社会学在回应时代主题和关心社会热点时思考的重点。立足社会管理的社会学视角必须把书本上概念化的“社会管理”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对这一概念的社会现象还原，探求社会管理背后的社会学内涵及其外在动因。

1。社会管理与社会学意识

社会管理的定义是抽象而广泛的，需要借助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例来加以说明和描述。在对“社会管理”概念进行社会学解释之前，应从以下列举的社会事实中解读、寻找切入社会管理主题的有关线索和突破路径，全面理解社会管理产生的根源与发展动力。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课程。目前人们能切身感受到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影响。那么，对于这个社会现象，如果打开社会管理的社会学视角，其实能看到一幅复杂多变的社会图景。

第一，人口老龄化既是生物现象，又是社会现象，同时它也被置于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人的老化是生命发展周期中一段极为重要的过程，它不仅意味着社会个体生物机能的衰退，也是人们对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思考总结，更会成为变换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转折点，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传统文化中，尊老是个人良好社会公德意识的体现，人们通过代际传递着这一优秀的文化因子。“尊老”，晚辈或下一代人被附加了原有社会角色之外的一种道德身份。一般来说，形容老人的日常话语中不少是从“衰老”和弱势的角度进行描述和概括，认为他们应该是“被照顾”的对象。不可否认，他们的身体机能的确退化和衰弱了，但其社会身份尤其是代际身份却获得了另外一种认可、提升乃至推崇，这是维系和巩固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避免代际冲突的一个重要导向性因素。因此，应该重新认识和深入思考“尊老”的价值观，更进一步讲，应该尊重类似的传统文化价值，加强人的心灵建设，将其有机纳入社会政策体系，从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使社会管理在协调社会关系时体现文化的潜在价值和实际作用。

第二，与人口老龄化联系较多的一个词汇是“退休”。在制度设计中，退休是改变老年人原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一种安排。作为一种生物性的机能——劳动力，一般是指16～64岁年龄段的人口，这是一种基于经济维度的划分标准。实际上，老年人的实际劳动能力与年龄高低并非完全是线性对应关系，一些高龄老人仍然在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一部分退休老人“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被称为“银发人力资源”。事实上，老年人从事劳动时间的长短是被社会“人为”规定的，社会性、政策性因素更为明显和突出，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概念的提出，进一步表明老年人潜藏的价值在适当条件下会得到充分释放。因此，老年人的年龄高低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而关键在于以怎样的视角来看待人口老龄化，积极视角或优势视角更能发挥“银发人力资源”自身的特点，以此作为社会政策的出发点，会使社会管理的政策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可见，社会管理与社会学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着极为透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社会管理可以作为具有普遍社会学意义的解释性概念。

2。社会管理在社会学中的含义

什么是社会管理？其定义种类繁多，已成为一个概念复合体。长期以来，社会管理被置于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研究视野之下，事实上，社会管理更应该成为社会学重点关注的对象。社会学往往将社会管理置于人和社会的互构关系中进行考察，关注人与社会的互构过程如何影响社会管理，探讨社会管理的功能和意义。迄今为止，学界还在不停地建构着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定义。

对社会管理概念进行回溯，从词源看，“社会管理”即so　agement。按照社会学家的解释，它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政府行为的一种说明，通常以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社会保障或福利的名义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管理是由社会政策延伸而来，更加强调社会政策如何“落地”的问题。社会管理的发展与社会政策（尤其是民生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社会管理的内涵又是不断被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构建和塑造的。也有学者持类似的看法，比如“so　agement（社会行政）一词系指对社会服务进行管理的人的工作；或者指一门学科，该学科对社会政策进行分析，研究社会政策通过社会行动的贯彻，以及社会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效用……分析在把政策化为行动以及这种政策在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的效用方面的组织过程和管理过程”。简而言之，即社会政策向社会服务的转变过程，社会行政与社会管理在这个层面上含义出现了相互重叠。因此，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化成社会行政与社会控制社会治理两个维度，社会管理可以成为稳定社会秩序和维系社会信任的“黏合剂”，从而促使社会结构合理化，规范社会行为，减少社会疏离，增强社会信任，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综合看来，关于“社会管理”的定义有以下几种典型的观点：一是将社会管理等同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不强调区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范围，两者在某种层面上达到重合，即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运用法律、法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发展不同领域和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二是突出“治理”的色彩，认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国家、各类社会组织民间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其作用发挥既依靠行政法律等强制手段来进行管制、约束、规范、监督，也需要进行组织、协调，并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实现社会自我管理。三是注重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社会管理，提出广义和狭义两种维度的划分，分别围绕社会系统的组成展开论述。前者强调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管理，带有系统化、整体性的特点；后者关注的是作为子系统的“社会”如何影响和管理人们的行为。

“社会管理”呈现出一种立体性和复合型的概念形态，既强调社会系统运转需要主体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强调社会自我的管理和约束，更揭示出社会个体拥有能动性的一面。正是社会系统与个体行为之间形成的互构关系将社会管理的内涵加以深化。

二、社会管理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社会管理是如何影响社会生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管理的？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学理论作出回答。同时围绕这个主题也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其中夹杂着不同理论视角的融合与分野。社会学理论在解构—建构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出新的活力，诠释着社会管理的内涵与外延。

1。社会管理的社会学路径

（1）“公民社会”理论：解读“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中世纪和近代契约论思想家（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传统的公民社会的含义多指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文明社会，它直接表征政治效能和政治意义。而亚当·弗格森、托马斯·潘恩、黑格尔、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所提出的公民社会理论具有现代公民社会的意义。所谓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是指坚持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两分法，强调独立于政治国家、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的社会自主领域，主要指向社会经济领域。而以葛兰西、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为代表的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大多坚持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与公民社会的三分框架，着重从文化维度规定公民社会，即不再把公民社会的核心指向经济领域，而是主要视为文化批判领域，视为建构公共理性和生成公共伦理的社会自主空间。

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出发，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管理的理论路径，通常分为三元模型、二分法模型两种类型。三元模型是指生活空间、政治与经济子系统三因素的互动关系框架，后来被演化成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视角。社会管理调整了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一关系对形成、塑造社会管理实践机制的作用明显。作为社会系统具体化的产物——生活空间，其实是为社会个体在私人领域（相对公共领域而言）的实践提供活动空间，而隶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影响到国家实施社会管理的尺度和领域。社会管理并不是纯粹的自我管理，因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充分揭示了它与社会在边界上重合及等同的可能，事实上，国家仍然在社会管理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不仅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调解社会矛盾，还有利于重构社会生活秩序。它们的相互合作最终有利于产生一种好的社会治理后果。二分法模型实际上是国家一社会一市场（经济）互动关系的前身，三元模型则是二分法模型分化而得的结果，通过两者相比，可知市场（经济）因素早已被卷入到现代国家持续发生的社会分工历程中，成为支配社会治理、实现自我规制的一个重要变量。

（2）“治理”理论：体现公共治理的互动过程

“治理”并非是一个新诞生的词汇，而是长期以来与“统治”一词混合使用。由于定义存在模糊性，在一定层面上造成其同时含有“统治”与“指引”两种含义。一般来说，它“常指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并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进行有效的安排以便实施某项计划”。自20世纪90年代始，治理概念内涵由历史逐步走向了现代，开始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企业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及决策分析等多个领域频繁应用，不同流派、不同理论视角、不同学术观点纷纷涌现，类似善治、新型治理、人本治理等极富想象力的新提法也层出不穷，由此，治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兴盛发展时期。

由于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复合体，所以，治理概念的内涵变化也可理解为一个不同学科观点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综合来看，多层次治理、现代治理、公司治理一起构成了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分别体现了三种思考维度，即制度、政治与企业。克劳斯·奥夫、鲍勃·杰索普等与全球治理委员会的一大批学者和机构投身到对治理的共同论述中，增加了治理概念的学术影响和实践价值，甚至也被不少国际组织机构在实践工作的层面加以使用和进一步发展。

就社会学关注的治理角度而言，对治理的研究主要与公共政策网络工具兴起有较大的关系。社会学家开始依靠网络分析的方法论工具探寻各种关系网络的结构化特征，之后逐步延伸到研究政治决策方式的领域，提出了如“公共政策共同体”之类的概念，罗德·罗茨的成果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他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公共行为研究维度，认为治理就是网络化的公共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