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拐杖（第2页）

我曾经做过设想，如果我是鲁迅，我来写《药》，我会怎么写？两条线是必须的，为了“遵命”，我也许会把“夏家”作为主线，也就是所谓的明线，而让“华家”做副线，也就是“暗线”。为什么？这样更有力度，更能体现这个作品的目的，我为什么不把革命者直接拉出来呢？拿革命者做暗线，肯定和我的初衷相违背。这个道理鲁迅一定是懂得的。困难就在于，这一条线如果去“明写”，鲁迅写不动，他缺少夏瑜的日常面，他只能用小说的“技术”去处理。

鲁迅的小说才能是了不起的，尤其在短篇上面。可是，《药》写得费劲啊，我看到的是一个作家的郁闷和努力，这当然是可尊敬的，然而，请允许我实话实说，我觉得《药》“隔”。再看看《故乡》，是多么自然，一下子抵达了我的心坎。“老爷”，听得我难受死了。作为一个读者，我被感染了，有了共鸣，我觉得我的情感也很真实。不是吗，亲兄弟一样的人，不认我了。离开了真实的世态人情，《故乡》哪里能有如此生动的局面？

世态人情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东西，这个貌似不那么高级的东西，特别容易被我们这些小说家轻易地丢掉。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不觉得，一旦丢掉，它的麻烦就来了。我特别强调一些基础的东西，如果我们要使小说写得更加有生命力，我觉得世态人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拐杖。这根拐杖未必是铝合金的，未必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它就是一根树枝。有时候，就是这个不起眼的树枝，决定了我们的行走。在这里我甚至可以放一句狂话，任何时候，小说只要离开了世态人情，必死无疑。

有一句话或许我们听得特别多，那就是“作家要去深入生活”。这句话看上去对，其实也不对；这句话看上去不对，其实也很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首先弄清楚，我们所深入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还有，“如何去”深入。不把这两个问题弄明白，正面去说、反面去说都是扯淡。如果你是“遵命”去深入的，天知道你能“深入”什么地方去。这方面我是有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的。

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关于“二战”的。有关斯大林和总参谋长朱可夫之间的事。这里面有一段文字特别棒，大意是：德国人兵临城下，到了苏联的边境，斯大林一筹莫展。朱可夫把地图拿过来，告诉斯大林应该如此这般部署。这时候，指挥部里有一名中级军官对朱可夫非常的不屑，反问朱可夫：“元帅，你怎么知道希特勒从那边过来？”朱可夫的回答非常特别：“我不知道。根据我的判断，德国人只能从那儿过来。”

他们的对话和小说创作无关，但是，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小说创作的最好的阐述。小说的创作是什么？如果让我来概括的话，我一定会引用朱可夫的那两句话：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根据我的判断，小说只能是这样。

一个作家打算去写一部作品，它的前提是什么，我想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给了我们信心，是“我不知道”给了我们疯狂。“根据我的判断”，我想这是斩钉截铁的。判断有它的意义，它使事件不再是事件，一下子上升到了现实的高度。因为有了判断，世界精彩了，小说也就有事情做了。

小说其实就是判断，做日常的判断，做理性的判断，做情感的判断，做想象的判断。在判断的过程中，小说得以展开，得以完成。作家在写的时候，他是一点点一点点地判断过去的，然后，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各行其是，读者在读的时候，当然也是一点点一点点地判断过去的，他依靠作品中的事件、人物，高高兴兴地，或者悲悲切切地，考量生活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现在的问题是，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朱可夫说得很好了，他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他根据的就是“我的判断”，“我”就是依据。这有点不讲理了。其实，道理就在这里。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这个“我”到底有多大的自立性。

刚才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留下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反派人物的妖魔化问题。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是简单的，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小说要写一个人，好要好到什么地步，坏要坏到什么程度，这些看似最简单的工作，作家自己就是做不了主。有人会对你提要求。就说写一个坏人，不要说人物怎么走，就是用多大的篇幅，用多少字数去描述，都是有要求的。人物的形象在作家的脑海里还没有生成，其实在别人那里已经有了。作家在这个时候没有一点“我的判断”。如果有，也就是那一声可怜的鸡叫。

我们还可以把话题深入一些，我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没有，在我们的当代文学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路子的小说，这一路的小说有一个基本的定律，我发明了一个概念，叫作“县长一书记定律”。这一路的小说有一对矛盾，那就是乡长、县长、市长、厂长和书记们的矛盾。如果上面的精神是抓政治，那么，书记一定是正确的，带“长”字的一定要倒霉，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就是经济上出了问题，要不就是生活作风上出了问题；相反，如果上面的精神是抓发展，那么，书记就会出政治、经济或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这样的小说一直到今天，不少很有影响的小说走的还是这个路子。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小说都不好，我也没有都读过，但是，我形成了这样的阅读记忆，这种路子上的小说作家的“判断”是不在场的，都有一个“别人”在代替作家。作家的判断力仅仅用在了故事与情节的组装上。

作家和任何人一样，永远也不可能没有压力，只不过由于生活的形态不同，压力的表现有所不同而已，过去是过去的压力，现在是现在的压力。现在的压力少么？版税、销量、媒体，这些都是。

人在压力底下容易失去判断，会用外部的力量来替代自己的判断，作家一旦不能“根据我的判断”，“县长—书记定律”就会出现，只不过主人公不再是“县长”和“书记”罢了。

也许我们会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定律”又怎么样呢？无非就是一个小说走向的问题，可是，没那么简单。因为这个虚假的走向并证明这个虚假的走向，小说所动用的所有材料就变得十分地可疑，作家的立场和情感也就变得十分地可疑，小说只能以违背世俗的常态为代价，这个时候，读者就有权利问了：你写的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生活？

我就突然想起了张爱玲的姑姑评价张爱玲的一句话，你哪里来的这一身俗骨？我不知道张爱玲的姑姑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批评吧。似乎也不像。我们可以从张爱玲的转述里头看出一丝得意来。我也愿意从“俗骨”上看到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当然不知道张爱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透过张爱玲的文字，我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积极的意义，所谓的“俗骨”，是对日常生活的一腔热情，对世态人情的熟稔。它透彻，理解，领略，也许还有对基本生活的诚实。“俗骨”也许有许许多多的局限，但是，它有自己的主张，不肯让别人替代自己去判断，不容易受外界所左右。我认为这正是一个小说家的出发点。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俗骨”，一个小说家的“俗骨”。这个“俗”是世俗的“俗”，是形态，而不是情态，不是市侩庸“俗”的俗。它们之间也许有联系，然而，更有质的区分。如果朋友们认为我在这里谈“俗”，就是号召作家做庸俗的市侩，这个账我是不认的。许多人的“俗”不是有“俗骨”，而是贱骨头。

我在年轻的时候是自信的，很可笑，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一种特别的判断，那就是，我认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只有干“文学的事”我才会允许他进入我的作品，什么事是“文学的事”呢，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是死心眼的，那就是他不能和饮食男女柴米油盐太贴近，一旦贴近了我就写不下去，就不好意思落笔，很害羞的样子。我就让我的人物做“草上飞”，还有“水上漂”。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的小说里头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物。

我又要说到《红楼梦》了，我们来看看曹老师的俗骨是如何在起作用的。第十一回里头，秦可卿病了，凤姐去看望她，在场的还有宝玉和贾蓉。凤姐先把两个男人打发了，和秦可卿说了一大通话，很抒情的，说到后来，“不觉得眼圈儿都红了”。我们可以从红着的“眼圈儿”打量凤姐的心情，以及她和可卿的关系。这些都是真的。离开的时候，凤姐到了院子里，曹雪芹当即就描绘了院子里的景色，凤姐女士“看着园中的景致，一步步行来”。在这里，空间的关系是紧凑的，人物的心理也是紧凑的，却脱节了。按理，凤姐的心情还沉浸在伤痛之中，可是，凤姐就是“一步步行来”。这也是真的。接下来绝了，凤姐遇上了贾瑞。一见面，凤姐从贾瑞的举止对贾瑞的目的就心中有数了，可还是和贾瑞调了一番情。贾瑞在哪儿出场不行？曹雪芹偏偏就安排在这个时候，一个刚刚探望过病人和友人的时候，太棒了。这里既写了贾瑞，也写了凤姐，使凤姐的内心多了一个维度。然后，凤姐干什么去了？看戏去了。一大堆的女人。更绝的来了。我以为曹雪芹在这个时候对凤姐的描绘是惊天动地的，她立起身，对着楼下看了一眼，说：“爷儿们都哪里去了？”凤姐这个时候刚刚从秦可卿的病房里出来，贾蓉是她刚刚打发走的，她所说的“爷儿们”是谁呢？她的目光在楼下找谁呢？不知道。一个婆子说：“爷儿们喝酒去了。”凤姐说：“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凤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这个？她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刚刚看完了病人想这些？这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洞。这是一个小说之洞，文学之洞。尤氏在这个时候还拍了一个精彩的马屁，尤氏说：“哪里都像你这么正经人呢？”联想起“爬灰的爬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这里对凤姐的描述可以说惊若天人，这是怎样的“花样年华”？这里一共就几百个字，曹雪芹什么都没说，什么都说了。你自己去看吧。天才呀，天才。伟大的小说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小说就应当是这样的，多么迷人哪！至于一部小说最终想表达什么，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你一定要说曹雪芹有多么大的小说技巧，不见得。他没有读过《文学概论》，也没有读过《小说修辞学》。什么是技巧？小说本身没有什么技巧，如果一定要说有，都在世俗人情里头。是生活复杂的线性赋予了小说的跌宕，而不是相反。所谓技巧，在我的眼里无非就是作品反映出生活的质地、来龙和去脉，或形似，或神似。得“像”。怎么才能“像”，作家不通世俗人情是不行的。我只能说，曹雪芹懂，曹雪芹通。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红楼梦》就是曹雪芹一步一步地由“我不知道”判断着“推”下去的，越来越像，同时，越来越不像，只留下白茫茫一片，又苍凉又苍茫。除了眼泪，只有喟叹。除了日常，还有荒唐。叫人说什么好呢？

在这里我还要谈一谈加缪的《局外人》，这篇小说我特别喜欢，我已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说起它了。我们来看加缪是如何去做判断，一步一步将小说深入下去的。

小说的走向我们都知道，“我”的母亲死了，“我”就去奔丧，在母亲的遗体前，“我”喝了咖啡，吸了烟，后来“我”还和一个女人做了爱，都是对死者大不敬的举动。后来我因为意外杀了人，小说的第二部分就此展开了。“我”上了法庭。在阅读小说的时候，读者也是在判断的，读者的判断是，下一步，作品一定会围绕着法庭辩论而展开了吧？是的。是法庭辩论。可是，真正的小说出现了，法庭并没有论证“我”为什么杀人，有没有罪。加缪的判断是，法庭在这个时候必须证明“我”在母亲的尸体前到底有没有喝咖啡、吸烟、**。如果这一切得到了证明，那么，“我”只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在心里就是一个杀人犯”。只要证明了“我”是“精神上”的杀人犯，“我”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就不重要了。加缪的判断是反世俗的，反常识的，然而，这种反世俗、反常识却构成了另一种恐怖世俗的景象，那就是荒谬。

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我以为加缪有他的世俗梦，他的世俗梦被破坏了，所以，他要让作品中的人物自我放逐，他要出击，大打出手，铁定了心思要做一个“局外人”。这是沉痛的，和阿Q这个“局外人”想“同去”而不能一样是沉痛的。加缪用他的反向判断完成了《局外人》这一部杰作。他的思想，他的藏而不露的，或者，干脆就没有的情感都依傍在世俗情怀的侧面。

我的任务是讲一个小时，现在时间也到了，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我来总结一下，无论文学怎么变，小说怎么变，作家说到底还是要做一个懂得世态人情的人，作家的世俗情怀不能丢，别的再重要，这个根子都不能丢，要不然，小说很难立得住，小说的目的很难达得到。没有世俗人情的小说，不只是烂尾楼，还是危险建筑。一句话，如果文学需要一根拐杖，我想说，把贱骨头丢了，从最基本的地方做起，来一根“俗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