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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事如何
挚友再复对我说：“你想过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能写出那么震撼人心灵的作品？因为他死过——被判处了绞刑，带到了绞刑架下，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改判为流放……他有过死的体验，所以他能超越许多东西，有很难企及的大悲悯……”
静静的冬夜里，翻检着私人照相簿里的相片，关于死的种种思绪浮上心头。
人死了，究竟算怎么一回事儿？
一般的无神论者，大体上认为肉体机能一终结，则人的灵魂也便终结。
一般的有神论者，或者还谈不上有什么“论”也成不了“者”的俗人，则总以为肉体与灵魂可分可合，肉体坏了，灵魂却还在，至于那飘离肉身的灵魂究竟是一种实体还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究竟是使我们视而不见地与我们共享着地球上的空间，还是升到了“天堂”或降到了“地狱”，或者窜到了什么别的非常神秘的地方；那脱离肉身的灵魂究竟是永恒的，还是也有另一种死亡，抑或还可转化为、依附上别的肉身？……则众说纷纭，绝无能使所有人信服的答案。
宗教回答着关于生死的问题。但中国真正信奉宗教的人并不多。土生的道教早已衰微。其他宗教都是从外国传进来的。中国实际并无信仰覆盖面很大的宗教。中国有的只是迷信。不仅是背着黄布香袋的老太婆，就是某些妇人壮汉、少男少女，也往往进佛堂拜佛，进道观拜“三清”，进了风俗神庙便拜那风俗神，乃至于拜“关帝”，拜“树精”，拜“圣山”，总之，一切估计能给自己带来福气的事物，统统肯拜，“异教”、“异教徒”的观念，是没有的。直到如今，二十世纪末叶，迷信在中国老百姓中的覆盖面，还是大得惊人。
在富裕起来以后，农村里的阳宅和阴宅都在崛起，报纸上已经登出了温州地区山坡上一组组水泥坟墓的照片，大好的树木被砍掉了，从坡上到坡下，一个家族的坟墓，由二而四，由四而八，辈分炯然，蔚为壮观。又有关于江苏盐城乡镇农贸市场上陪葬品大量上市的报道，除了以往传下来的各色品种以外，则又增添着结扎纸糊的彩色电视、冰箱、洗衣机……现代化的设备，考虑到“天堂”里大概“高处不胜寒”，红外线取暖器一类东西也是该有的，再往下发展，需得结扎糊制与实体同大的丰田皇冠牌轿车了……
城里人怎么样呢？彻底的无神论者究竟占多大比例，那数字恐怕未必乐观。在共产党员当中，流行着“不知哪天去见马克思”的套语，乍听仿佛只是玩笑，说得多听得多了，则不能不深思，这种语言的深层心理因素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农村人为死者办丧事——往往也说成后事——可能更多地还是为死者在另一境界中的幸福着想，那么，有些城里人却主要并非为死者着想，而是借尸要挟，他们可以任凭尸体在火葬场冰柜里“魂无归所”，而旷日持久地对悼词逐段逐句逐词讨价还价，对抚恤条件“狮子大开口”，闹得个乌烟瘴气，其境界比扎糊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宝宝”送到灵前烧掉还低。
十多岁的时候，我已随父母到了北京。当时住在东四牌楼一带。记得那时东四牌楼十字路口东南，有一家私人电影公司，仿佛不是拍摄故事影片的大公司，而是可以“随时外叫”，拍摄纪录片的公司。那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那家公司在我发现它不久便倒闭了。不知是由于它自身经营不善，还是由于国家不再允许私人经营拍电影。我记得那家公司倒闭之前，它的创始人——也就是那一家的老爷子——死了，于是，出现了一个令我一饱眼福的大出殡场面。出殡的长队，由租来的缓缓行驶的汽车和前后簇拥的清朝服装的执事仪仗组成，前后总有近百米长。出殡队伍是从东四牌楼往北移动。我想大概是去北城厂桥一带的嘉兴寺。那是当年专门办理殡仪的一所寺庙。特别令我惊异的，是在出殡队伍之中，有若干手持电影摄影机随队拍摄的中年人和青年人，据说都是该公司的摄影技师，也都是死者的子侄。三十多年前的一幕，至今已然模糊。不知当时拍制成的拷贝后来下落如何。真想有人把它放映出来看看，那是新中国初期新旧交错的怪异场景之一。
自照相机发明之后，将婚礼和殡葬场面拍摄下来，便成为普遍的风气。“文革”的“破四旧”台风，大概从私人照相簿中率先扫**掉的就是各类殡葬场面的相片。“活着干，死了算”，“文革”的“后事观”确实是越简单越好——烧掉了事。
我没经历过多么大的灾难。死的威胁，也算逼近过吧，但其实多半只是我自己脆弱，由恐惧心而造出的情境。跟真经历过大劫难的人相比，是不值一提的。无非是“文革”当中，我被指斥为“疯狂反对革命样板戏，恶毒攻击江青”，将被施之以“群众专政”。尽管当时有个“无产阶级专政即群众专政”的“道理”，但我倒宁愿被“无产阶级专政”，因为那意味着被正式“逮捕法办”，除非被判处死刑，否则，总还有苟活的希望。而“群众专政”，是由当时最激进的“革命群众组织”选择最最最革命的“小将”所组成的“群众专政小组”来实行的，他们已经实行过的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我就不去形容了，只在这里说一说他们那办公室的景象：最初，那里是学校的总务处，桌椅板凳橱柜用器一应俱全，经他们“进驻”不足一月，所有物品竟然悉数砸毁，他们已经狂热到无人可折磨时便砸烂自己办公室物品的地步，可见用“兽性”已无法涵盖他们当时的某种心绪，因为据我所知，野兽起码是不会毁坏自己巢穴里的东西的。打倒的标词已然贴出，揪斗的告示已然公布，仅仅是因为又出来一个什么新的“两报一刊”社论，“造反派”带领“革命群众”倾巢而出，游行欢呼去了，给了我一个喘息的机会，而在这一喘息之中，进驻学校的“军宣队”的“区指挥部”来了一个建议：我还不够“现行反革命”，可免予“群众专政”，这才使我躲过一劫。我算是临近过死亡威胁吗？这样说到底还是牵强。但我却不能忘记在那样一种境况下给过我生之温暖的几个人。
其中一个叫高洪。他是高三的学生，我并没有教过他。但不知怎么的他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还能到我的宿舍里来看我，正常地同我交谈。他都同我谈了些什么，全忘记了。不能忘记的是他那种丝毫不把我看成“异类”的态度和表情。
后来情况松了一些。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来看我，在我宿舍里碰见了高洪。高洪讲了许多小道消息，都很尖端。那位大学同学听得津津有味。高洪走后，那位大学同学问我：“他是高干子弟吧？”
我如实地告诉他：“不是。他的出身是资本家。”
那位大学同学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失望与鄙夷的神色：“你怎么跟他来往？我以为他不是个高干子弟也是个一般的干部子弟呢……”
这位大学同学当时随口这么一说，他大概早就忘了，实在也不值得记忆，也简直算不上什么问题，但对我心灵的刺痛，不知为什么至今不能平复。而最关键的，是高洪已经死了。高洪死得很奇怪。在我的私人照相簿里，至今留存着一张我与高洪在无锡鼋头渚合拍的照片（图77），是请营业性摄影师拍的，那时候我还没有成名，生活很清苦，自己是不可能拥有照相机的。
没有想到，那一回游完无锡的分手，便是我们的永诀。
高洪比我年轻得多。我那时也才三十出头。我们都对未来充满憧憬。记得他给我的信上，写到他在黄浦江边，看到飞翔在江面上的沙鸥，于是想到了杜甫的诗句：“白鸥没浩**，万里谁能驯？”
高洪的家在上海城西，是一幢陈旧的小洋楼。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政策，整幢小洋楼可以归还给他家。但一时别的家还搬不出去，高洪就住在顶楼上。顶楼是尖拱形的，底面积很大，但能够站直身子的空间，并没有多少。那顶楼里有一张古旧的大床，我去上海时，与高洪在那上面抵足而眠，通宵畅谈过。高洪想编一套旅游丛书，在当时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新潮的想法。我也许给他讲过一些后来构成《如意》那篇东西的一些素材，一些灵感。
正当我那《如意》发出来不久，并且收到一封高洪冷静地加以赞同的短信后，突然得到了他的噩耗。
据说家里人忽然想起好几天没见着他了，便上顶楼去找他。他常常独来独往，并不一定天天到楼下他家那两间住屋里露面的。结果发现顶楼的门并没有上锁，但又推不开，是从里面别上了。找人来撞开门以后，发现他歪坐在**，脑袋耷拉着。去叫他，摇他，才发现他早已僵硬、冰冷。他竟死了！
高洪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他的亲人之间也有不同的猜测。是心脏病猝发而死，还是自杀？持自杀说的，提供出一些蛛丝马迹，证明他是出于失恋。然而自杀的手段是什么？触电？服毒？又都不像……其间有解剖尸体的动议，但最后被高洪的母亲所否决。他的后事据说办得相当草率。
高洪就这样消失了。
高洪的一个姐姐，极爱她这个弟弟，给我写来了哀痛不已的长信，并寄来了高洪的一部遗稿《草原》。我读了不止一遍《草原》。那是高洪在“文革”期间跑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串联”时的一组札记。我清醒地认识到他的这个遗著未达到在公开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水平。但我是个特殊的读者。我读着他的遗墨，便不由得想到在我几乎就要被“群众专政”的时候，他还若无其事地来同我交谈，甚至没有同情的话语，没有特意提供给我的微笑，他明明看见了大标语，也看见了揪斗我的通知，但他来我的宿舍，坐在我的**，平静地同我交谈。我现在出名了，俨然成了个作家。他呢，他一点点名也没出，并且永无出名的可能了。他姐姐来信求我：“你写写弟弟吧，他本是很有才能的啊！”但从《草原》里我看不出多少文学的才能。并且，我们的报纸和杂志，是按死人的地位和知名度来安排悼念他们的文章的，高洪绝对不够格。我给他姐姐回过信：“也许，我以后会有机会写到他……”
现在就是一个机会。这个专栏是献给“非典型”的普通人的。我写了高洪。我不知道高洪的灵魂在哪里，会作何感想。但我自己的灵魂，却因这些粗陋的文字，而感受到一种异样的宽松……
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里面有个修鞋匠荀师傅，那是有原型的，在我的私人照相簿里，他的相片将永远留存。
我一九七九年搬到了北京广渠门外的新居民区，叫劲松的地方。因为“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句不免使人产生扫兴的联想，所以人们一听说我住“北京劲松”总要抖抖嘴角。其实这地方原来有个很好的名字，叫架松，但定地名时偏把架松改成了劲松。在架松地区，在三环路两边，至今还存在着一大片密密匝匝的平房区，那是光华木材厂的宿舍，小地名叫农光里。三十年前，那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平房大概还构成着一种蛮有气派的景观，如今，由于住在里面的工人家庭人口早已膨胀，而工厂长期并不能给膨胀的家庭提供新的住房，因此，家家户户自力更生，往前、后乃至左、右接出了高低不一、胖瘦各异、质量反差极大的小房子。当然，许多家庭里面“软件”还是相当体面的，但那一片乱七八糟的“硬件”，的的确确可以用“贫民窟”三个字来形容。
在那一片乱糟糟的小房子中，在一个公共厕所的边上，住着我的朋友郄广兴，我叫他郄大哥。现在我把有关他的相片公布在这里（图78、79）。
我认为他的形象是美好的，相片上的他充分显示出阳刚之气。他的品格，坦率地说，我只能仰望。我把他的形象，与另一工人师傅糅合，移进了《钟鼓楼》中。我在小说中给他搬了家。其实现在他家的环境也远不如钟鼓楼一带。他也并没有一个荀磊那样的儿子，那是从另外一个工人师傅家庭里采取来的素材。但《钟鼓楼》中的荀师傅基本上就是他。
郄大哥无论冬夏寒暑，总在我们居民区的劲松百货商场或劲松饭庄门口摆摊修鞋，日出而作，日没而归。他被阳光晒成酱黑色，但他一说话，露出雪白的牙齿，显示出他不但健康，而且很爱干净。而我认为更健康更干净的是他那敦厚的灵魂。
我在这篇文章里几次提到我的出名。这确也是事实。但我极其冷静地意识到这主要是一种机遇。我是不配这样出名的。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到联邦德国去访问，一位德国女大学生问我：“作为一个在中国出名的作家，你有什么感觉？”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她：“痛苦。”
是的，那是一种深沉的痛苦。它很难被别人所理解，所以也是一种寂寞的痛苦。我也曾试着向某些亲友吐露过这种心境，但他们不是恭维我谦逊，便是嘲笑我“烧包”，有的更认为我是做作。
我最怕人们这样把我介绍给别人：“他就是写过……的，得过……的，出过……的……”我又怕在某些场合被人认出来，被迫回答“又写什么呢”一类的问题。当然更怕的是一转身，背后就又有“其实他……，别看他……”一类的议论。“名”这个东西把人搞得很累，很尴尬，很可怜。我深知自己绝非“江郎”，所以我允许自己随时“才尽”。但能有多少人能这样宽宏地对待我呢？当我失败的时候，露怯的时候，走下坡路的时候，落伍的时候，倒霉的时候，坍台的时候？
郄大哥却完全不把我的“名”当作一回事儿。不是他不懂。他是见过世面的。他有相当的见识。但他从来不那样把我介绍给询问他的人，只是说：“我的兄弟。”他没问过我：“又写什么呢？”倒是常说：“别总那么坐着写，你也该活动活动。晚巴晌上我那儿吃饺子去。”我去了他家，我们有说不尽的话题，他给我讲当年当八路军在战场上拼刺刀的情况，讲他进城以后当搬运工扛“大个儿”的情景，讲如何到窑坑里捞鱼，如何在他们那居处附近的乱土岗子里逮黄鼠狼；我给他讲到外地旅游的见闻，讲童年在重庆住过的吊脚楼，讲在中学教书时遇上的个别学生……那时我就完全忘记了什么文坛呀，约稿呀，笔会呀，批评文章呀，评奖呀，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鱼缸里的鱼儿进了河，畅游在一江春水之中。
去年春天我去了广州。从广州回到家里，爱人就告诉我郄大哥病了，是半夜里发作的，全身**，他老伴和儿子即刻去叫来了急救车，送进了医院，据诊断是消化道的问题，大概是急性肠炎，目前仍在医院中调养。我抽出空来立刻跑到医院去看他，他脸色不好，但身板看去还是那么健壮，我跟他说说笑笑，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一把利剑正在斩断我们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