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有计划的管理策略（第1页）

§第五章有计划的管理策略

管理风格与管理策略

在前面我们讨论了经理人的风格，大致说来，经理人的风格是三组相互影响（i）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理人的世界观、经理人的个人性格、组织的情况。其中任何一组因素发生改变之后，都必将影响到其他两组因素。例如，经理人风格，会直接决定他如何面对组织的情况。而组织的情况又会深受他的世界观和他个人性格的影响。

通常，经理人的风格是一种尝试与错误的结果，并非是有意识、有心的策略所促成的。经理人能指出自己属于哪一种风格，应该是经过理性活动之后的结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经理人说自己属于哪种风格，但日常行为却不符合这种风格。经理人在接受了“布莱克的管理方格”的测验后，发现自己属于某种风格时可能会大吃一惊，原因就在于此。

一个组织的经济绩效如何，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经理人管理风格的影响。今天很多管理发展方案和很多管理训练计划出台时，都设定了一种目的：要培养出一种合乎系统的、刻意发展的管理风格来，并且以某种特定的世界观和管理需求为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分清楚两种概念：一种是从尝试与错误的方式推演而成的，即所谓的“管理风格”；另一种是经过有心的和有意识的挑选所形成的，是经历了系统化的策划而产生的，即“管理策略”（marategies）。

一项由意识策划、有意选择出来的“管理策略”的形成，也需要考虑前面几章提到的几项因素。管理策略的形成，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政治特性、经济特性和社会特性。同时，策略的制定是为了适应当前的制度，进而影响和改变当前的制度。比如，一项策略也许适合某研究机构，但不一定适合一个汽车制造工厂。即便研究机构和汽车制造工厂，这两个组织里的人对人性的基本理念完全相同，也不一定能探讨出同一策略。

一项管理策略需要建立在世界观之上。相对而言，世界观也许能保持相当客观，但是绝不可能完全客观。所谓世界观，指的是对人性、对“人的有组织的努力”的合乎科学的解释。此外，管理策略还要受个体特质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管理策略深受“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的影响。进行一项策略的制定，价值判断必须明确地指出。

本章中要介绍的是，我认为符合当代行为科学知识的管理策略，我打算先将价值观做一个明确的交代。两位经理人，即使他们的世界观完全相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会持有不同的价值观，那么，他们所制定出来的管理策略必然会不同。

价值对策略选择的限制

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说过：“工商业是社会的经济器官。”工商业的主要功能在于生产财富，以商品和服务的方式供人们消费。在经济制度下，工商业能否生存，要看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个工商企业在社会中具备强大的竞争力，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比竞争对手多生产产品、多创造财富。这正是德鲁克为什么说企业的经济目标并不在于最大化的利润，而在于最大化地避免损失。工商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会受到很多限制，这些限制是我们的社会加于企业管理层身上的。有些是正式的限制，也是法律的要求。例如，有关童工的法律问题，有关劳资谈判的法律问题，有关贸易限制、税务等方面的问题。有些是非正式的限制，它是一种社会规范和标准，在选择怎样的途径追求利润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些规范和标准。

社会的规范和标准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变动的。这些规范和标准虽然是非正式的，可一旦管理层忽略了它们，就可能演变为所谓的“限制法令”，继而成为正式的限制。

比如，社会的规范要求我们和股东、员工、顾客、政府等保持诚实的来往关系。还有一些规范要求我们考虑到顾客和员工的健康，以及考虑社会规范本身的健康。这些规范是以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很明显，一家企业组织的成功与生存，常常需要我们对这一类价值保持重视，即使牺牲一部分利益。

在如今这个富足的社会中，有一项规范是关于“工作与休闲的平衡”的问题。休闲（leisure），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higher　level　needs）的机会。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对手工艺、对音乐、对戏剧、对旅游、对运动，以及对其他种种活动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大家对这些活动充满兴趣，足以表明这些活动能让人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从中人们可以获得“内在的激励”。因此，也许有一天会形成“缩短每周工作天数”这样一种社会规范，而且管理层不得不遵守这种规范。

对于以上这种趋势，有一种态度是：这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技术失业”（teologiemployment）的原因。要知道，由于技术进步，我们从工作中获得的“内在的激励”已经越来越少了。不仅组织中最基层的工人不容易获得“内在的激励”，就连较低层的管理人员也很难获得“内在的激励”。解决方法之一是，除了少数人之外，使大家可以通过减少工作，增加休闲，以获得更多“内在的激励”的机会；使大家承认工作是枯燥的，但是没有枯燥的工作就无法满足生理和安全需要。这样，大多数人只能得到“外附的激励”，管理中的关系，也只剩下“公正”的问题了。工商业的意义，也就真的缩小成“社会的经济器官”了。

上述结论，也许正是我们今后改变的方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能有一种有意义的职业生涯，应该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满足。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看法，我的需要和我的价值观才使我看不清现实的本质。例如，“休闲”一词使我联想到“不动”，联想到“漫无目的和毫无意义”。然而事实上，我们人类很有能力，可以使休闲变成具有建设性的、有意义的事情。即使不一定有“经济效益”。也许只有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时间和精力来创造“美好社会”时，“美好社会”才会真正达成。

“有组织的努力”的价值

上述观点虽然动听，但我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我认为所谓“好的社会”，不管是怎样的形式，都只有在“有组织的努力”之下才能实现的。也许有一天，社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创造经济财富就够了。但是，这部分人中一定有大量的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而且必须在一种“有组织的制度”中从事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业。他们不会仅因得到“外附的激励”就满足。

那么，除了这部分人之外，剩下的大部分人该干什么呢？前面说过，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只需在商业组织中进行最少的工作，于是我们只能通过休闲活动来打发时间了。不过，这种设想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我们今天的理论，人是因为有了社会需要和自我需要，才会驱使自己去追求有意义的和有组织的努力方式，而不会以娱乐为满足。将来人口增多，大家都富足了，而且所受的教育也越来越高，必然会设法追求新的目标，以寻求“内在的激励”。到那个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新兴的组织和机构。因此，到那时有关“有组织的努力”的管理方面的问题，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还会更加严峻。人类将不再满足于“外附的激励”，“能力”的竞争更加重要。

我的看法也是受我的价值观影响的。我认为，除非一个人被剥夺了机会，或者由于生理或心理方面的健康出了问题，否则，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本性：希望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具有长远目标的“有意义的工作”上。当然，这是建立在生理需要已经得到合理满足的前提之下的。

大多数人都会以能够参加一种正式组织的活动为人生追求。这种正式的组织，也许是经济型的组织，也许是非经济型的机构，如教育机构或政府机构等，其目标必须与他们的目标密切相关。此外，还有较少数的人会独自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如经营一个小事业，成为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家，等等。

总之，我们可以判断的是：社会越富足，所谓的“有意义的事业”（长远目标的追求）对社会成员越重要。

“有意义的工作”的价值

上文看似说了很多“虚无缥缈”的远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我看来，上文中我讲到的那些趋势，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有了明显的迹象。当然，目前还只是显露了一部分迹象。今天的管理人士，也许基于他们的直觉，也许基于他们有心的策划，已经开始想办法对付这种变动的现实了。在他们组织的若干项“次系统”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们对管理性能的修改，以及对管理策略、管理路线的修改。

研究发展的问题，便是很明显的例子。这种修改，正是适应新情况变动的自然反应。可问题是：管理人士究竟能不能觉察和理解到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已经发展到他们必须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对策略做出重大修改的程度了？

所谓“有意义的工作”，是一个圆满的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能不能达成，能达成到怎样的程度，是否能够适当地提供“内在的激励”，关系到我们富足社会的生存。也许有些种类的工作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内在的激励”。但是研究信息显示，肯定有一些种类的管理策略能为我们提供“内在的激励”。因此，我不相信仅仅只是增加休闲时间，而不努力提供“内在的激励”，就能使我们的社会得到长期的满足。工作与休闲的平衡虽然可以有所变动，可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一定还会给管理层施加日渐沉重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满足人们在工作方面的需要。

“操纵”的负价值

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我们称之为“操纵”（manipulation），这个变量也会影响到我对管理策略的看法。只不过，这个变量的作用是“负”的。所谓“操纵”，是给人一种幻觉，而非事实。在“操纵”的“影响者”（influencer）中，含有种种隐藏的动机。在管理中，这种操纵最常出现在言语中，如“设法使人们觉得这件事的重要性”“让他们得到一份‘参与感’”之类的话。在我看来，公开的强制远比暗中操纵要好得多。事实上，在某种时机和情况下，公开的强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之所以将“操纵”看作一种“负价值”，有两个原因：

第一，以伦理的立场，既然需要通过操纵来控制，足以表明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够公正的。

第二，以实践的立场，操纵可能会造成反击，至少有这样一种危险的可能。由此还会引起互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会非常长久，并且不易克服，甚至会产生激烈的副作用。因为操纵是一种玩弄“真诚”，足以搞砸任何管理的行为。

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