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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林仲达把田中清信子的那封来信揣在口袋，从区里找到市里，从市里又找到规化局、文物局、文化局、统战局，甚至民政局。能烧的香他都烧过了，能拜的菩萨他也拜过了。他讲那个风烛残年却因“诽谤罪”被告上法庭的日本侵华老兵田中三郎，讲三郎的侄女、温顺善良而又柔韧不屈的清子小姐，讲那个被打伤后装进邮政袋投入水塘的姓马的青年，而他总是把最后的结束语落在那把沉入塘中的日本刺刀上。关键在那把刺刀，他想要挖到那把刀，他想为清子小姐、为死去的中国人和活着并且忏悔了的日本人找到那把刀。他说得口干舌燥、声带嘶哑、嘴唇开裂。他在演说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丰富词汇，以至于开口就是一篇极好的演说词，他完全可以凭着这篇演说词在某次比赛中获奖。有很多时候他在演说的过程中被自己打动，弄得喉头哽咽、鼻塞声重。
当然他也感动了一大群与此事无关的人，他们无一不对东京最高法庭的做法感到愤怒，对清子小姐和他林仲达的努力抱以赞赏和同情。但是他们爱莫能助。他们不是决策人物，或者他们仅仅是他们那个部门的决策人物，他们不可能去指挥和支派别的部门的人，更没有权力为一把小小的刺刀去兴师动众地开挖一处填平多年的池塘。
林仲达完全能够理解他所遇到的一切。如果他为了这些人只表示同情、不伸手援助而生气和发怒的话，那就是小妹或小弟，而不是林仲达了。毕竟他也是在政府机关里领过多年薪饷的人，换一个身份他也会是同样的态度。他之所以滔滔不绝对他们演讲游说，其意义已经不在于取得帮助，而只是他的需要，他需要宣泄，需要把他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
清子的那封信连同信封，已经在他口袋里磨得边角起毛、字迹模糊了。好几次他想给她回信，说明自己爱莫能助，可是他觉得无法落笔。他想象着清子小姐收到来信后的那副哀伤失望，心里就丝丝地疼痛，仿佛自己也跟着绝望，跟着落入深渊了似的。
闻清对他的失魂落魄不能理解，她劝他说，凡事尽到良心就行了，至于结果，那是个人的力量所没法控制的，比如她做产科医生，也就是负责让孩子平安出生，孩子生下之后会怎么成长，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怎么可能去干涉呢？人家不骂她神经病吗？
“啊，你这个比方……不完全对。”林仲达表示异议。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闻清咄咄逼人地看着他。“你自己动手去挖？花钱雇人去挖？别说我们家花不起，就是有钱也挖不成，那又不是你家的自留地！”
“事情就难在这里……”
“那就别再想它。”闻清斩钉截铁地说。“给那个日本女人回封信，告诉她实际困难。其实说到底，她那个伯父也是两手沾了中国人的血的，他受这番折磨是报应！不是吗？”
林仲达心里想，女人大概是天生的排斥同性，闻清对田中清子从来就没有表示过一点好感。
一天上午，市侨联给日军侵华大屠杀资料馆的馆长林仲达来了个电话，请他接待一位来自台湾的老人陈波，据他们说，这位陈波曾经藏有一把日军大屠杀凶刀，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他代表全家将此刀捐赠给台湾历史文物馆。此番来中国旅游，他特意带上了这把凶刀的照片，是有心要给大陆有关方面提供日军大屠杀证据的。
林仲达接到这个电话，心里别别地跳个不停。军刀！又是一把军刀！我的天，一把什么样的刀呢？跟山本扔进池塘的那把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呢？凶刀的照片能不能为田中清子提供一点间接证据呢？
将近中午时，陈波先生由侨联同志陪着来到资料馆。此人约莫六十多岁，精瘦，面黑，脸上的皱纹如刀刻出来一样，大冷的天只在西服外面加一件夹里风衣，头发剃成“板寸式”，透过发茬能看见青溜溜的头皮，却是帽子围巾一概不用。他进门就抢着跟林仲达握手，很豪爽很熟稔的样子，彼此间像是一见如故的老友。
“田中案子的情况我都听他们说过了。”他指指侨联的陪同。“你是个当代侠士，不但在为日本人民做一件好事，更是为中国人，包括为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做一件好事。”
林仲达连连道谢：“过奖过奖。”
陈波是个性急的人，不等落座上茶，马上就把照片拿出来给林仲达看。照片一共三张，一张是凶刀的正面，一张是凶刀的背面，再一张是刀柄的特写。彩色照片印制得非常清晰，尤其那张特写照，刀柄上镶嵌的铜块被人手摸得铮亮，嵌缝中依稀可见丝丝淡绿色铜锈，刻在铜块上的是几个歪歪扭扭的日文字：南京之役杀107人。
林仲达的眼睛像被炭火灼了一样，隐约听到“嗤”地一声爆响。“杀107人”——107个冤死的灵魂凝聚在刀口上，当年握这把凶刀的手会不会因此而肿胀流脓呢？
陈波介绍说，这把凶刀原为他父亲陈炳耀收藏。陈炳耀为原国民党第16军中将副军长，四九年去台湾后一直赋闲在家，很少跟外人交往，因此知道他家藏有这把刀的人也是寥寥可数。五十年代末，台湾有家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抗战题材的影片，曾经借这把刀当道具用，在片中出了几个特写镜头。有个日本人看见了，想尽办法打听到他家的地址，然后三番五次地上门拜访，死缠活磨要出钱收购，声称无论多高的价钱都可以接受。陈将军烦不胜烦，又担心这个日本人有点来历，软的不成之后会来硬的，无辜伤及他的家小，一年之中竟搬了四次家，以躲避骚扰。
七十年代初，陈将军去世后，出于好奇，陈波曾将这把刀拿到台湾索斯比拍卖公司估价。估出来的结果把他吓一大跳：此刀价值一百万美金。“林先生你知道，我陈某不是没有见过钱的人，可是当年一听值这个数字，我还是呆了，不敢相信。”陈波摇着头，面皮皱缩起来，整张脸孔更像是一颗核桃。“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飞奔回家，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母亲。本意是让她高兴高兴，结果母亲还误会了，以为我要出卖这把刀，喝令我跪在父亲遗像前赌咒发誓。”他“嗬嗬”地笑出一脸风霜，显然为如此懂事理明大义的母亲自豪。“我当然是不能卖，给我多少钱也不能。这把凶刀下死了多少人啊，那些人的冤魂不会散的，我如何忍心拿他们去赚钱？真要想卖，五十年代我们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就该拿它去换钱了。”十年前，恰逢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前夕，陈波的老母亲去世。临终前老人家交待要把凶刀献出来给国家保存。捐赠那天有关部门还举行了颇隆重的仪式。陈波手里的这些照片，就是在捐赠那天拍下来的。
如此说来，这把“百人斩”凶刀跟田中三郎的亲历以及山本投入池塘的那把刺刀应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林仲达感念陈波先生的一番心意，又敬仰陈家两位老人的深明大义，执意要请陈波和那位侨联同志吃饭。资料馆没有这笔意外开支，林仲达自己掏钱，带他们去吃了个四川馆子。陈波先生跟林仲达交上了朋友，答应回台湾再帮他收集一些有关资料，传真过来或者邮寄过来。
送走客人之后，林仲达为责任心驱使，当即又骑车赶到市郊的第二历史档案馆，一头扎进翰如烟海的抗战资料当中。他查到了当年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原始档案，其中有关“百人斩”凶刀的记录就有四个：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日军第16师团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约定，从无锡向南京的一路上进行杀人比赛。结果向井砍杀了106人，野田砍杀了105人。
南京陷落时，首先攻入南京的是谷寿夫率领的日军第六师团。该团大尉军官田中军吉是一个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从南京城南的何庄到江东门军人监狱及水西门之间，他用自己的“助广”军刀一气砍杀了300名中国人。
1945年冬天，在中国境内投降的日军尚未完全解除武装，时任国民党第16军某营营长的金志成奉命去河北定县接收日军第一旅团的全部军马。军马移交完毕后，日军联络官代表旅团长向金志成上交了10把军刀。当时金志成每把刀都抽出来看过，其中就有这把刻有“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凶刀。之后他将这些刀上交军部……
记录到此为止。林仲达想，一定是时任16军中将副军长的陈炳耀留下这把“百人斩”凶刀作为收藏，最后从大陆撤退里又带到了台湾。至于这把凶刀的主人姓甚名谁，当时没有追查，更没有法庭审判记录。这个罪恶的屠夫估计做了“漏网之鱼”，得以逍遥法外。五十多年过去，他会不会还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战战兢兢活着呢？
林仲达想，凭他个人的力量，凶刀主人的下落问题只能永远是一个谜了。但是刻在凶刀上的血证却是明白无误的，给田中三郎的官司提供一种间接证据也是可以的。他决定把这三张彩照复制一下，连同他刚才查到的“战犯档案”，一并寄给清子小姐。
至于清子急需找到的那把卷了刀刃的刺刀，林仲达暂时还是一筹莫展。
寒风中的一天，林仲达骑车去市文物局送一份材料，路过电力局前面的那片空地，忽然觉得跟往常有点异样。他心中一动，慌忙下了车走过去看，就见空地临街的一面被蓝白两色条纹的塑料布拦了起来，空地上已经开进去一支民工队伍，正在清除树根啦、水泥残渣啦、建筑废料啦什么的。另外的一辆载重卡车拖来几根半人高的水泥空心管，一些装卸工正哼哟哼哟地打着号子往下卸货。
林仲达拉住民工中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先敬上一支烟，待对方点着了，吸进去一大口了，才和和气气地讨教：“请问这里是要干什么呢？盖楼吗？”
工头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说：“盖什么楼哟，真是盖楼就没得我们的份了。这是挖地，埋水管。”
“什么水管？”
“你自己不看见吗？那么粗，自然是下水道的排水管了。”
有那么两分钟的工夫，林仲达恨不能摘下自己的帽子、围巾和手套拋到天上，以感谢上天对他的眷顾！老天爷，可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呢！他心里打的就是挖这片池塘的主意啊，怎么偏就有人来挖了铺下水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