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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任涛在睡意朦昽中听到隔壁房间的响动。不用看表，他知道肯定是早晨七点。李维华每天这个时候起床。然后她匆匆地洗漱，带着文件包下楼，坐进停在楼下的汽车。她的司机肯定已经为她买好了一副大饼油条，用小号雀巢咖啡瓶泡开了不浓不淡的茶。在汽车从家里出发到市政府的途中，李维华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咀嚼和吞咽掉她的早点，喝光瓶中的茶水，正襟危坐地坐在车中通过市府门口的岗哨。市府机关规定的上班时间是八点整，可是李维华总是在七点半钟准时跨进大楼，然后端端正正坐在她的办公室，翻开秘书昨晚提前放到她案头的宗卷，开始她一天紧张而又刻板的办公生活。

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任涛不知道市府大楼的勤杂工会不会对这位过分勤勉的女市长有所怨恨，因为他（她）们每天也跟着要提早半小时上班，以便及时把她的办公室清扫干净。还有她的司机，她的秘书，他们全都要为她牺牲掉早晨宝贵的半个小时。甚至他们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农历春节也得不到休息，因为这一天李维华要起得更早，先去慰问各行各业早起的职工，再去市府团拜，而后挨家挨户拜望几位离退休的老市长老书记，而后端坐办公室值班（总是她在春节的这一天值班，任涛闹不清是她的主动要求，还是别人见她没有家累所做的安排）。当然司机和秘书们当面都不会抱怨什么（谁也没有这样的胆子），可是背后呢？背后他们也会称赞和敬佩一个勤勉的女上司吗？任涛有所怀疑。

昨晚是李维华四十九岁的生日。任涛的家乡有个说法：过九不过十。虽然他们夫妻之间貌合神离已经多年，作为丈夫，任涛觉得还是该对妻子的生日有个表示。他昨天很早从公司出来，开车去了菜场，买了黄嘴黄脚的老母鸡，买了意大利精粉切面，准备晚上用亲手熬制的鸡汤下两碗长寿面。他顺便买了一大把“勿忘我”，配上两枝白色“满天星”，用一张白色丝绵纸散散地包着，带回家插瓶。他知道给过生日的妻子送花该买红玫瑰合适，可是徘徊在那一大排盛花的白塑料桶前时，他还是挑了这把“勿忘我”，他喜欢这种蓝色的带着乡村野趣的小花。

任涛料理家务是一把好手，家里多年来男女性别颠倒的生活已经把他锻炼得炉火纯青。到家之后不过一个小时，鸡汤已经在高压锅中噗噗地冒气，四个热炒的配料全部备齐，法国红葡萄酒提前打开了盖子，两只高脚玻璃杯擦洗得晶亮照人，蓝白两色的鲜花插在一只雕花水晶瓶中，花间甚至还藏了一张小小的卡片，写着“祝你生日快乐”。任涛写这张卡片的时候着实犹豫了一下，心想是不是太过做作了，反让李维华瞧他不起？后来又想：买酒买花已经够做作了，干脆做到极处，看她有什么话说？

任涛某天曾经在一张晚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新闻：一位好事的记者出于某种隐秘心理，自费对本市一千对夫妻做了关于婚姻和感情状况的真实调查。在这一千对夫妻中，所得结果如下：

脱离自己丈夫的妻子——12

抛弃自己妻子的丈夫——25

合法离婚的丈夫和妻子——42

在彼此怀有明显敌意中生活的夫妇——174

别人看来彼此生活得很好，而实际上彼此不能容忍的夫妇——135

彼此冷淡的夫妇——557

旁人认为是幸福的夫妇——25

同他人相比是幸福的夫妇——17

真正幸福的夫妇——13

统计结果令人震惊，而事情的真实程度却是不容辩驳。事后那记者曾受到当地妇联的指责，说他在社会和家庭中制造不安定因素。记者反唇相讥：社会总是在分化、瓦解、动**中前进，如果我们生活在一潭死水之中，安静会比不安静更加可怕。

任涛那天看到报纸之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原来跟他和李维华彼此相像的家庭竟是绝大多数！他心里有一种安慰，又有一种释然。于是他几乎是患强迫症一样地将自己“对号入座”：他的情况应该归入哪一类别呢？彼此怀有明显的敌意，还是仅仅是冷淡？别人看来生活得很好，而实际上互相不能容忍？同他人相比是幸福？权衡了半天，他小心地将自己归入第六类：彼此冷淡。谈不上“敌意”，还不到那个程度。别人也不会认为他们幸福，没有人那么傻，这个家庭的清冷寂静几乎使每个走过这房门的人都能觉察出来。任涛想：再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呢？冷淡上升为敌意吗？合法离婚吗？总之该有个了结了，他在这种年复一年的家庭冷战中已经疲乏不堪了。

六点钟，市府规定的下班时间，任涛解下围裙，给李维华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电话没人接。任涛知道她不可能这么早准时下班回家，这时候不在，十有八九是外出有事：开会、去某个现场视察了解情况、召集有关部门协调工作……等等。这样的时候他不能给女市长的手机打电话，她特别不喜欢在工作过程中突然插进一件私人的小事。任涛关了煤气灶的火头，打开电脑，开始在多媒体上看一张新买的影碟。是一部颇具探索性的法国片《云上的日子》。影片风格比较沉闷，适合在闲暇心静的时候慢慢欣赏。任涛此时饿着肚子，耳朵还得竖起来听门口的响动，随时准备在李维华进门之后冲进厨房炒菜下面条，自然就把一部好好的法国片看得七零八落。

影碟看完，门外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任涛关了电脑，再一次给李维华的办公室打去电话。铃声一遍遍地响着，任涛感觉能听见办公室里空****的回声似的。他浑身烦躁，扔了电话，从冰箱里找出一听啤酒，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去。然后他坐到沙发上看电视。也不知是电视节目太没趣，还是空肚子喝下的啤酒发挥了酒性，总之就那么歪坐着睡了过去，迷糊中感觉电视剧换成了一部很喧闹的，又好像七七八八放了不少广告，他朦胧地睡着，懒于理会。

大约在十二点钟左右吧，一只耳朵始终灵醒着的任涛听见门外有钥匙碰撞门锁的轻微嗒嗒声。他跳起来去开了门。扑面而来的酒气熏得他缩了缩鼻子。他看见李维华脸色苍白地倚靠在门口，钥匙已经拿捏不住掉在了地上，一只手紧紧地捂住嘴巴，那身子眼见得矮了下去，马上就会一屁股瘫坐在地。

任涛捡起钥匙，一手把李维华拦腰抱住，带拖带拉地弄进门内。他不想让别人看见女市长的这副狼狈样子。李维华跌跌撞撞冲进厕所，又呕又吐，鼻涕眼泪流了满脸，简直就是痛苦不堪。任涛屏住气跟进去，绞了冷毛巾给她擦脸，又打水让她漱口，一边说：“你又不是个有酒量的人，干吗要把自己喝成这样？”李维华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回答道：“成书记调省里工作了，市里为他送行，席面很热闹的，我总不好扫了大家的兴。”

李维华说完这话，澡都没洗，扶了墙壁回房，一头倒下去，眨眼间飘出细碎的鼾声。

任涛叹口气，到厨房里把所有半成品的菜肴都收进冰箱，又把餐桌上的酒瓶酒杯撤下来，自己倒一杯喝了，再倒一杯喝了，切一块火腿肠填进肚中，关灯睡觉。

此刻任涛听见隔壁房间李维华起床的动静，知道她一夜睡过来已经恢复状态，觉得该跟她补说一句“生日快乐”之类的话。他披了晨衣下床，打开房门，看见李维华穿戴妥当，黑色公事包也已经拎在了手上，正对着餐桌上的那瓶“勿忘我”嗅来嗅去。

“你喜欢这花？”任涛走到她身后问。

李维华蓦地转过身来：“是你弄回来的？”

她不说“买”，而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弄”，听上去好像她面对的是一堆肮脏破烂。

“这叫‘勿忘我’。”任涛很简短地作了个解释。

李维华嫌恶地挥挥手：“把它弄走吧，我好像对花粉敏感。”她掳起一只袖子，把胳膊送到任涛面前：“你看，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红疙瘩。”

任涛想说一句：“你那是酒精过敏。”但是他闭紧了嘴，什么也没说。他在李维华的眼皮下抓起那把蓝白两色的花，拦腰折断，踩开垃圾桶的盖子，恶狠狠投了进去。花束触到桶底时发出“噗”地一记沉闷的响声。他手上沾了一点花梗折断处的粘粘的汁液，一股清涩的气味弥漫开来。

没有什么生日，他想。昨天根本不是谁的生日。他完全自作多情，幻想出了一个温馨幸福的梦境。

“晚上我不回来吃饭。有个日本政府代表团要宴请。”李维华匆匆走去开门，一边对任涛关照。

任涛皱皱眉头：“不能请个假吗？”

李维华一手扶在门把手上，惊讶地回头看他：“请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