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第1页）

伊莎贝尔

家里应该很安静，但并不是的。楼梯嘎吱作响，墙壁发出咔嚓声。大风吹得屋顶噼里啪啦的，排水沟也在颤动，地下室里的锅炉轰隆不断。

我向来不喜欢这里的气氛，现在更感觉它像是一个迫人的威胁：苟延残喘的房子发现了我的踪迹，虎视眈眈地等着我轰然倒下，再狠狠一击，要么用刀将我四分五裂，要么让我病魔缠身。这里隐没着一些无形的对我心存恶念的鬼魅和邪祟。

我告诉自己，想这些太幼稚、太可笑了，这种奇怪的念头却始终挥之不去。我打开房间的门，站在门口倾听着。我踮起脚尖走进大厅，停在妈妈的卧室外面，把耳朵贴在门上，里面没有声音。

我匆匆下了楼梯，走到外面，跃上自行车，朝奥纳斯（Ornas）的方向骑去。我骑着自行车穿过高速公路下的高架桥，桥上来往的车流在我的头顶轰鸣。

我一路骑车前行，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奥纳斯售货亭和比萨店。我忘了多少次我不愿意吃主食，说服外婆带我去吃比萨。那是妈妈的意愿。我骑车经过铁路交叉口。幸运的是，没有火车通过，否则我要等上好几分钟。我骑车穿过铁轨，左转，冲下山，来到了外婆住的村子。

村子里的这条河从砖厂旁奔流而过。阳光冲破云层，原野在两侧蔓延开来，远处的奥森（Osjon）湖波光粼粼，右边的奥纳斯宫殿（House）坐落在海角之上。每次经过，我都在想，古斯塔夫·瓦萨国王（KingGustavVasa）是不是真的是从丹麦人的厕所里逃出来的，还是这只是个传说。不管怎样，这是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每年这里都游人如织，游客心甘情愿地购买超级昂贵的咖啡，在破败的建筑外围疯狂自拍。

上山的路很长。经过哈格纳斯（Haganas）的网球场时，我必须站起来，使劲地蹬脚踏。那里有一个海滩，但是我从来都没去过。只有钢铁厂的员工才能进去，考虑到瑞典法律规定的漫步权（righttoroam），这种情况很奇怪。如果你非要去那儿游泳会怎么样？警卫会检查你是否有权进去吗？

右边的红色大房子是一所古老的乡村学校，似乎被永久地关闭和遗弃了。再往前走一点，就能看见村子的标志：亓那（Kyna）。小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充满了异国情调，外婆就好像住在中国一样。

我对奥纳斯和亓那之间的每一条大道、小径都了如指掌，田间的曲线如何延伸、四季间的景观如何变化，我都一清二楚。这里是我的家，比巴喀嘉德更亲切。每当我想念达拉纳时，我就想念起这里来。

如果再往前骑几百英尺，就能看见五月柱（Maypole）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村民们都任由它竖在那里，直到临近仲夏时分，绿叶新抽出来，覆盖整根柱子。我在这里度过了很多个盛夏，在草地上、在河堤里采摘毛茛、野樱桃和三叶草。庆祝五朔节时，外婆和其他人准备木杆，把我们采来的花朵装点在木杆的柱心和四周，我就在一旁跑来跑去。她教我做花环，教我晚上在枕头下放七朵不同的野花。我聆听过穿着自己民族服饰的小提琴手拉琴，也买过奖券，希望一举中奖。庆祝活动结束后，我们的传统是手牵着手，回家睡个好觉，只有外婆和我两个人。

过了五月柱，就能看见一条小路。这条小路通向一条小河，我每年夏天都去那里游泳，除了今年。

我想下去玩玩水，但我快到外婆家了。我回头张望车辆，左转到一条碎石路上，下坡路段加速疾行。我看到外婆在铁轨另一边的房子了。那个铁路交叉口闻起来很特别。经受过整个夏天烈日的炙烤后，它会散发出柏油枕木的味道。我骑过大门，把自行车扔在碎石路上，跳上楼梯。

外婆通常听不见我敲门。门没锁，我径直走了进去。她坐在电视机前的扶手椅上。我大喊了一声“外婆”，她喜出望外地跳了起来。无须搀扶，她站起身，蹒跚着向我走来，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她给我冲了些咖啡，倒了牛奶。她拿出一些肉桂面包和好几种饼干。多少次了，我这样盘腿坐着：窝在厨房餐桌的凳子上，面前放着一杯牛奶和一堆饼干。

外婆说我终于回来了，她真是太高兴了。我问她身体好吗，她告知了我她的小病小痛，还有她为新来的难民儿童做的志愿服务。她问我斯德哥尔摩怎么样，我告诉她，我心里一直牵挂着她。我们一直聊啊聊，直到外面天黑了下来。

“妈妈最近怎么样了？”我问。

“怎么这么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最近去过家里吗？她一直表现得很奇怪，比平常更奇怪。”

外婆稍作迟疑：“我们最近没怎么联系。”她说着，擦去厨房吧台上的面包屑。

“她太苛刻了，每时每刻都需要别人的关爱。”我说，“得不到她想要的，她就会大发雷霆。哄她开心了，她就很温柔，很容易相处。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反复无常。但她就是这样的人。”

外婆坐在桌旁，又踌躇了一下，好像在想怎么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