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第1页）

斯特拉

今天是星期三。时间过得真慢。

喝完早晨这杯咖啡，我把杯子放进洗碗机，合上餐桌上的日记本。扔掉它是愚蠢的，似乎这样做就能改变些什么一样。昨晚我和米洛还没走到停车场，我就让他等等我，飞快地跑回了瓦萨伦大厅，从垃圾桶里翻出那本日记，擦干净，放回了包里。

读完这本日记，往事仿若历历在目。和想象中一样，内疚和焦虑涌上我的心头。我知道自己做了永远都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继续生活。我一直试图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亨里克不知道。他还不能知道。

我锁上前门，朝车走去。隔壁邻居在挥手喊着我的名字。每次我们出门或回来，约翰·林德伯格总是在外面看着。他之前在一家大投资公司当财务顾问，最近被炒鱿鱼了。他一直性骚扰女同事，被举报了。当然，公司给了他优厚的离职补偿金。他虽然越界，但做到了这个职位，走得也还算体面。我们把他叫作投资者。他整天待在家里，吹嘘他当一个日内交易者的新生活。他很烦人，但无妨，和他聊天有时也挺开心的。但我今天没心情寒暄，所以我挥挥手，开车走了。

我走过接待处，向雷娜特打了声招呼。她问我感觉怎么样，说我脸色有点苍白。我没有告诉她我一夜未眠，也没有说我胃口不佳。我笑着调侃说，我脸色一直都是这样，这得怪我家的基因。她笑了，我也笑了，转身沿着走廊走回办公室。我挂起外套，换下鞋子，坐在桌子旁，拿出日历和笔记本电脑。我翻翻日历，记下今天的行程。早上有两个活动，午饭后进行团体治疗，之后还有一个会议。

我已经九天没见到她了。那个自称伊莎贝尔·卡尔森的女孩。这是枯燥乏味的、令人窒息的、空虚的九天。我一直都在灌自己酒。当然是为了借酒消愁，不然呢？

我不喜欢亨里克一直往家里带的红酒，我甚至不喜欢葡萄酒。葡萄酒不好喝，喝了就头疼，每次喝超过两杯，我都会不舒服。但前几天晚上，为了睡觉，我都大口大口地喝酒。虽然这样也没什么帮助，不过还是比安眠药好一点。我一吃安眠药，第二天大脑就宕机了。是的，我知道酒精不是长久之计。喝得越多，我旧病复发的风险就越大。

这种不确定性令人煎熬。我根本不知道也没办法让我内心嘈杂的思绪和疑问沉淀下来，我不停地在确定和怀疑之间摇摆。我觉得我的直觉没有错，但我也可能错了。我的心情糟透了，我完全失去了耐心。

伊莎贝尔·卡尔森，今天她第一次参加团体治疗。我不记得上次我对即将开始的治疗聚会感到紧张是什么时候了。或者说，我在害怕？也许我作为一个心理医生的自尊心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不，我知道莉娜·尼米（LinaNiemi）的遭遇不是我的错。在我的领域里，我是专业的。

不过，我应该早点发现她的问题。我努力了很久，她却没能好转。最后她变得非常依赖我，想让我随传随到。

我试图把莉娜·尼米转给其他医师，很快就发生了她自杀未遂这件事。去年5月，她开了一把抗抑郁药，就着酒水一口全吞了下去，被她妈妈及时发现了。她因为胃痛在医院住了一晚。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她没有生命危险，但莉娜说她差点就死了。她声称一切都是我的错：在心理谈话中，我态度不够负责，对她的心理问题和寻求帮助都不理不睬。她说我不够专业，导致她对我极度依赖。

莉娜的父母偏信她的一面之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后来，莉娜的母亲开始在博客上诽谤我，说我的控制欲很强，治疗方法很可疑，在病人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予理睬，袖手旁观。虽然她从来没有提到过我的名字，但在国王岛，没有多少个心理医生的名字缩写是“SW”。

不过，当他们向社会医疗保健监察机构举报我时，我还是非常惊讶。我大受打击。在莉娜的心理治疗过程中，我有误诊过吗？我对她进行了很多次心理分析，每次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同的。

不，我没有误诊过。

然而，我很难确定我的同事们是不是抱有同样的看法。当然，他们都想明哲保身。好几次，他们都问我，莉娜是不是真的没有自残的迹象。每次我都向他们保证，我一直为莉娜·尼米竭尽所能。他们还怀疑我需要休息，甚至建议我休假。我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不需要。

我提交了莉娜的病患日志以供审查，并将我的医生版本提交给了社会医疗保健监察机构的检查员。目前还在等结果。

现在，我不能再抱怨了。

在伊莎贝尔面前，我必须展现出我的专业素养。问题是，我不知道她有何目的，这让我很害怕。

有人敲门了。现在是9点钟，我的第一个病人来了。

还有几分钟就下午1点了，我越来越恐惧。我不能再发作焦虑症了。我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不那么情绪化。我试着理性思考，自己游说自己。

一切都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斯特拉。

肯定有个合理的解释，这只是个巧合。

这是个误会。

不可能是她。

吸气，呼气。

没用。

一点用都没有。

焦虑的情绪啮咬着我的胃，我的视野缩小到一个模糊的光点。

我冲出大厅，直奔洗手间。我跪在马桶前，不停地呕吐。我站起来，抓住水池的边缘，闭上眼睛，等头晕的感觉渐渐消退。

我漱漱口，用纸巾擦拭额头和脸庞。我看向镜子，研究着自己的表情。我扯了扯嘴角，试着露出一个笑容，转身离开洗手间去休息室。

地毯上，九把红色的扶手椅围成了一个圆。有人提前整理了房间，可能是雷娜特，室内的空气很清新。我坐在平常坐的椅子上，强迫自己放轻松，呼吸。

索尼娅尾随着我走进来，她坐在离我最近的椅子上。聚会结束后，她会第一个离开。她患有社交焦虑症，在这个团体中的时间最长。不过，她从不说话。我向她打招呼，她做了个动作回应我。

我的扶手椅放在靠窗的地方，左边是另一面嵌有高窗的墙，右边是门。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又看了一眼我的手表。我总是一丝不苟的，会面之前一定到达，90分钟够了就准时结束。

还剩两分钟。

伊莎贝尔·卡尔森还没来。

克莱拉已经到了，因为她害怕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