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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前几周对我来说简直度日如年。失去了学校这个去处，待在家的每一分钟都变得格外煎熬，而这样的日子还要再持续好几周。我仿佛在沙漠里跋涉的旅人，找不到出路，前景渺茫。大家都知道，朋友和钱至少要有一样，假期才会让人心生向往，而我恰恰两者都没有。我劝自己别多想，毕竟我对哪一样都无能为力，可是面对这样毫无期盼的生活，我真的很难做到不难过。

更雪上加霜的是，最近还一直在下雨，搞得我除了卧室和社区图书馆以外，哪儿也去不了。要不是还有隔壁的新邻居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肯定早被憋疯了。

时隔多日后，我们隔壁又住人了，这让我有些不习惯。以前的特里是一个生活很规律的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待在客厅听第四电台的广播。而新搬来的这家人虽然并不吵闹，但是行为却总是出人意料。他们刚来的那几天，我总是被一些突然的声音吓到，有时是上楼重重的脚步声，有时是他们砰的关门声，还有烤面包机冷不丁的啪嗒声和洗衣机突然开启的嗡嗡声。

我密切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刻警惕他们是否有任何要投诉或者抱怨的苗头。虽然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过任何表示，不过等他们受够了隔壁住着我们这样的邻居，抱怨是迟早的事。哪怕现在大多数时间他们都自顾自的，从来也不往我们房子多看一眼，但我还是没法儿完全放松警惕，依旧尽我所能地观察着。

在他们搬进来两周后，我对新邻居的情况做出了如下总结：1。我的新邻居姓霍恩比。

2。年纪小的那个男孩叫费恩，他哥哥叫诺亚。

3。霍恩比先生喜欢喝啤酒（从公共垃圾桶的空瓶子来看，他常喝葛兰思或百威）。

4。霍恩比先生有时候会穿着西装出门，但常常没几小时，就会松着领带、肩膀耷拉着回来。除此之外的时间里，他都待在一个超大的电视机前看球赛，那个电视机大得能让人从月球上直接观看。

5。他们经常叫外卖吃（吃得最多的是比萨，其次是中国菜和印度菜）。

6。诺亚住的房间和我只有一墙之隔（阿卡迪亚大街46号的房子结构和48号是完全一样、呈镜面对称的）。

7。诺亚和他爸爸的关系不好。

“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正在跟你说话，谁允许你走了！”霍恩比先生又在那儿吼了。

“我想走就走，你管不着！”诺亚闷闷地吼了一句，他压抑的声音里也饱含怒气。

“这里是我家，你要在这里住，就得听我的。”接着又是霍恩比先生的大吼大叫。

他话还没说完，诺亚就砰的一声甩上了卧室门，声音大得连我的房间都跟着抖了一下。

在这个雨水依旧不断的周五下午，我正待在卧室里，用我那台破得不行的笔记本电脑看《蓝色星球2》。听到响声后，我按下“暂停”键，一群宽吻海豚定格在屏幕上，我溜到墙边听接下来的动静。几秒后，隔壁传来了巨大的重金属摇滚乐声，不过我知道这样的声音不会持续很久。

我对他的操作已经很熟悉了，两三首歌之后，诺亚会把音量调到正常，然后换成其他的音乐，那种音乐没有那么吵，里面有吉他的伴奏和伤感的歌词，听上去让人感到悲伤。

我耳朵贴在墙上，耐心地等着。我听到诺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板被他踩得嘎吱作响，突然，他猛地坐到**，床垫被压得咯吱一声，随后传来他把脑袋靠在墙上的声音。我完全能想象出他现在的样子：仰着头看着天花板，两条大长腿舒展地悬在床边。我调整姿势，也学着他的样子靠在墙上。我们俩隔着一堵墙，背对背靠着墙，近在咫尺，却不相见。诺亚的痛苦和愤怒从他身后的墙壁渗透过来，和我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天气在接下来的一周开始转晴，我终于能出去透透气了。我想去远点儿的奥斯布罗公园转转，或者去镇东边的那片茂密树林里走走。

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想到了诺亚。我不是故意去想他的，但是他总是不经意间就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想象着如果我们在路上碰到，我该说些什么，而他又会怎么回；我们会用怎样的表情看向对方，我们聊天时候的笑声会是怎样的。不知不觉，我已经为我们碰到后该怎么说话打了好几小时的腹稿，直到我觉得挑不出任何问题。

有很多次在路上，我都看到学校里那些我认识的人和别人成群结队地走在一起，好像就没有独自一人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假装没看到对方。不过也有可能他们没有假装，而是真的没注意到我。有时候，我能一个人一言不发地待上一整天，这样的状态有些时候没关系，而有些时候却会让我思绪纷杂得想要放声大叫。

当邦妮想起来的时候，她问我去了哪里。

“我去公园了。”我告诉她。

“和谁一起去的？”

“就是一些同学。”

大多数家长这个时候都会接着问一些细节，比如那些同学叫什么、你们去干了什么之类的，但是邦妮从不这么做，她只会点点头，似乎很满意我拙劣的谎话，然后接着就去做她自己的事情。邦妮给她的歌手朋友们列了一个名单，但上面的信息从未变过，虽然她掩饰得很好，但我觉得其实她跟我一样没有朋友。

这周除了去公园和树林，其他时候，我继续监视着霍恩比一家。在周四下午，我听到后门被人敲响的时候，紧张得差点儿心脏病发作。敲门的很可能是霍恩比先生，他一定是来向我们发出投诉的，甚至可能更糟，门口来的可能是社会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会戴着胸牌，手执记录本，口气严厉地要求和“邦妮·斯诺太太”说话。好在最后我开门发现，那只是个送水果的快递员，邦妮又在亚马逊上买东西了。自从我们一起看了《音乐之声》后，家里的气氛变得缓和了很多，但是当我看到邦妮乱花钱买的大包小包之后，这样的氛围一下子消失殆尽。我和邦妮大吵了一架，这次我真的气狠了，哪怕已经过了两天，但我想起来还是气得发抖。

“亲爱的，你没事吧？”周六上班前，朱迪关心地问我。

“我没事啊，怎么了？”我边说边摇了摇饼干桶，然后从满是碎屑的桶里挑出块碎了的巧克力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