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 想尽办法给人以生的理由（第1页）

§柒想尽办法给人以生的理由

贞观元年，李世民处理完一些紧急的事情后，对刑事案件之类的司法问题关注起来。司法事关稳定大局。

《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劾，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他的观点是，人死了就不可能再活，因此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卖棺木的人希望每年都发生瘟疫，并不是他对人们的仇恨，只是因为瘟疫有利于棺木出售罢了。现在，司法部门审理一件狱案，总想把案子办得严峻苛刻，用这种手段来完成考核成绩。这个绝对不行。

他于是定下规矩：从今以后，死刑都要让人大常委会（中书省）、最高人民检察院（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国务院领导（尚书九卿）等共同决议，禁止滥用刑罚，严格避免冤案。

这样实行的结果是，从贞观元年到贞观四年，判为死刑的，全国一共只有29人，刑罚几乎都快要搁置不用了。

后来，他又不断补充完善他的宽大简约论。贞观十年，他就指出：国家法令，必须订得简明，不应该一种罪有几条款，格式繁多了，官吏就不能全都记下来，更容易发生奸诈。如果想开脱罪责就援引轻判的条款，如果想加重罪就援引重判折条款。一再变更法令，实在无益于刑理，应该仔细审定法令，不要让法律条款产生歧义。

他还非常重视法令的诚信。他很详细地听取了魏徵关于这方面的意见。魏说：诚实信用，就是国家的行动纲领，如果话说出来却不被实行，是言而无信；法令制定了却不被服从，是为没有诚意。不被实行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就会败坏道德名声，对于百姓来说就会招致杀身的危险。

魏徵他们其实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因此看问题常常一针见血。他认为，审案不能严刑逼供，不能节外生枝，不是牵连的头绪越多，就越能显示判案者的聪明。所以法律规定了举证、审讯的制度，反复比验供词，多方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狱吏徇私枉法，掩饰事实真相，伪造判案文书而得逞。

《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

□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典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李世民这样的司法理念，其实也不是他自己的独创，他只不过是将现实和前人的理论有效地结合起来。他从小就听老爹讲的故事：虞舜时代，没有肉刑，只是画一些衣服、帽子和花纹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耻辱，但人民却不犯法。《尚书》上也有“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的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提倡尚德，刑罚要适中，量刑的时候一定要有悯恤之意。孔老夫子那个时候也早已看出司法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古代圣贤判案，是想尽办法寻求给人以生的理由；而今人判案，是千方百计寻求给人以死的理由！

古人的这些司法实践，都可以看成是使用刑罚的精髓所在。刑罚和赏赐的根本，都在于鼓励美善而惩治罪恶。因此，一定要公平，唯如此，才会达到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有很多因素会妨碍罚赏的执行。有的会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刑罚和赏赐的或伸或屈；有的会根据自己的喜怒来决定刑赏的轻重。碰到高兴时就在法律中寻求情有可原之处；遇到发怒时就到事实之外去寻找其罪过，对喜爱的人就会钻开皮肉去寻找羽毛，极力为他开脱；对憎恶之人就会洗净灰垢去寻找疤痕，极力对他挑刺。疤痕自然是可以找到的，但惩罚就滥用了；羽毛当然也是可以找出的，但赏赐就荒谬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情古代那些官。读书的时候尽弄些经啊典的；做官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却是判案。判案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法律不怎么精通，甚至很少涉及，怎么能公平公正？总不能完全凭热情，凭政治觉悟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冤假错案也一定少不了。董仲舒就说了，审判除依据法律外，还可以参照儒家的经典，他的《春秋决狱》一书就是他断案的实践。然而，正是因为可以参照，主观性强，汉武帝时酷吏审案，多以经义文饰，任意定罪，冤案不少。因此，我就对《大宋提刑官》这样的电视剧很感兴趣，那个宋慈真是了不起，运用他的各种知识，析事明理，层层深入，剥茧抽丝，查了不少的冤案。

浙江东阳女子吴某，她的集资诈骗案已经数年了，浙江省高院二审下来，死刑。但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结果下来却是发回重审，这就意味着她不会死了。死和不死，只是依据的标准不一样。死，理由一二三四五六，足够让她死好几回；不死，依据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侥幸可以不死。

云南昭通男子李某，奸杀同村女孩，又将她3岁弟弟摔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结果是，因李有自首情节而改判其死刑缓期执行。罪大恶极，为什么会不死？原来，云南高院是根据一千多年前大唐皇帝李世民的理念去审理的，不死的理由他们认为有一二三；可是，一千多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老百姓不同意这个判决，要他死的理由同样也是一二三。最后，李昌奎当然是一命抵两命去了。

其实，我很理解云南高院的法官，他们的理念是，杀人不偿命，并非是不珍视人的生命，相反是过于珍视。只是这样的理念不太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而已。我写过一篇《刑期怎么算》的小文，还没发表，录此如下：

前几天，本地通报一批工程建设领域大案，不少媒体还详细列有一张表格。下面这张表格，研究了好长时间，不明白的是，受贿的金额和刑期到底如何挂钩？又询问了法律专业人士，回答也是含糊，只是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邬某某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副厅级）

119万元

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张某某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社长（副厅级）

39万元

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

葛某某

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股份公司原董事长（正处级）

24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