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眺属清秋（第1页）
延眺属清秋
“高斋复晴景，延眺属清秋。”——摘自张九龄《高斋闲望言怀》诗。
延——泽——民，当然是您去延安以后自己重新起的名字，连姓都改成延安的延了，后头两个字嘛，没准是因为崇仰哪位领袖，同什么大人物有关？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有一次我自作聪明地斗胆问过他。
那时的黑龙江人，在正式场合称他延部长；而省文联大院里同他熟识的人，私下都亲切地叫他老延头。
他慈祥地微笑着摇头：不，我本姓延。延河的延。无定河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姓延。传说还是呼延的后人呐。
他的夫人雪燕阿姨逗我说：这个江南的傻丫头，准是不知道陕北带延字的地儿有好几处呢。
后来我从他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寻找回来的脚印》中得到证实，他本名延泽良，幼时丧父，六岁开始在山坡上放羊，十三岁当小红军参加革命抗日。不过看来他确是命中与延安有缘，绥德的无定河流着流着，与延河一并汇入黄河，若干年以后，流出了一个放羊娃出身的老作家兼来自延安的革命老干部延泽民。
延老虽有这样令人敬重的双重身份，尤其对于我来说，他初为恩公、继为良师、是内行而宽容的上级领导；但在后来那二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人生之途上，他却更像是一个亲切温和善良正直的大朋友。我不知道他们夫妇是否承认我是他们的忘年之交，然而在我的心里，自己是一直这样“自我感觉”着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我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带着那本幼稚的小书，从上海回北大荒的农场去。途经哈尔滨换车，稍作停留。
那个时候我对哈尔滨一无所知。简直可以说，连一个人都不认识。拿着刚在上海认识的谢树老师写的一封信，见过了当时负责全省文艺创作的吕中山老师；另一位已调入省文化局创评办的杭州知青老乡何志云，又热心带我去拜望作家傅钟涛、陈毕方夫妇（他们那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干重浪》）。毕方老师为人率真诚恳，她住在省文联后院的一幢旧楼里，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南方女子很有爱护之心，聊过了我的一些事情后，便说：我带你去见见延部长吧，他一向很关心文学青年，一定会愿意看到你，了解一些知青业余创作情况的。他就住在这个楼里，走廊顶头那家就是……
从到了哈尔滨的那天起，我已多次听人们谈起过这位延部长，知道他“文革”前就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文革”中文联被“砸烂”，他也受到很大冲击。如今刚刚复职不久，任省文化局的局长。人们谈到他时，那语气和口吻都是极敬重的，有时似乎随便说起一件往事，故事中就扯出另一个故事，桩桩件件的，都有老延头为黑龙江省文学事业所付出的心血。我在未见延老之前，有关他爱才惜才的传闻已如雷贯耳，面对这座陌生的省城，我看见那块正待开拓的黑土地文学，在建国不多年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凝重。
于是，一九七六年初夏那一日，我怀着敬畏之心，跟着毕方老师去见那位延部长。走廊很暗，使我越发忐忑不安。一个来自僻壤的小小女孩，实在搞不清楚那部长到底是多么大的一个官儿呐。
但那天他并不在家。在他家布置得十分典雅整洁的客厅里，我只见到了他年轻的夫人雪燕。她很亲热地同毕方说着一些家常话，显然不是那种比部长更像部长的夫人。我腼腆地回答着雪燕的问话，心想如果有这样一位温和贤淑的夫人，那部长本人定然是平易近人的。临走的时候我在他家留下了那本《分界线》。没有见到部长本人并不使我感到特别失望，因为我去那儿，毕竟只是出于礼貌还有一点儿好奇。
回到农场以后，那位没有见过的延部长，渐渐淹没在一九七六年接踵而至的一桩桩大事件后面了。
半年过去了，农场平淡的日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悄悄发生着大变化。
忽然有一天，从省文化局戏剧工作室来了一位朱老师，带着公函，问我是否愿意报考哈尔滨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学制两年，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开学。
渴望上学已经想了许多年。当工农兵学员的梦想早已破灭，而一九七六年底那时候，无论是大学公开恢复招考，还是知青大规模返城都还没有开始。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哈尔滨上学，当然是梦寐以求。我当即表示愿意一试。然而却偏偏没想到，农场一把手认为宣传科人手缺，我应该继续留在场部工作，任我软磨硬泡，就是不肯放人。朱老师两度奔波于哈尔滨与佳木斯之间，最后仍然没有能够说服农场书记，只得悻悻而归，再作努力。那个冬天过得很失望，寂寞的冬夜，我天天晚上躲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涂涂抹抹，却什么也写不下去。过了两个月，听说从省里又来了一个赵老师，来同农场领导继续商榷让我去省里上学的事宜。可惜赵老师过于心切，言语间同农场领导有所摩擦，一时形成僵局。四月开学在即，编剧班的编制有限额，如若我去不了，这个名额总不能因我而废，理当尽早让与别人。
眼看学校的大门就要在我身后再次关闭，我个人却无能为力。
幸而农场主管文教的董书记，十分支持我去上学。他同赵老师商量，能不能请文化局把这个名额再尽可能留一留，给场党委一些时间，上下做些疏通的工作，也许再过一些时间，一把手消了气，最后能作出顾全大局、通情达理的决定。
赵老师犹豫着说：那得去请延部长批。他要同意保留，肯定就没问题。
“延部长”三个字，在本人历史上的某一个关键时刻，就这样突然很权威地出现了。我从未想到过他会同我的整个命运有所关联，甚至在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上，发生了一连串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个月以后，场党委果然开恩放行。当我提着行李离开那个杨花飘飞的鹤立小站，坐了一夜火车来到哈尔滨省艺术学校报到的时候，已是一九七七年六月，我的新同学们已经在学校上了整整两个多月课了。
朱老师和赵老师告诉我说，延部长一直关心着我上学的问题，坚持让艺术学校保留了我的名额。延部长曾再三叮嘱他们说，这个编剧班的招生对象，就是我们省内已有一定创作实践的青年业余作者，有一个要一个，尽可能一个都不漏下。
进了省艺校以后才知道，这个编剧专业，就是在延部长的提议和直接领导下创办的。他设法说服省里给艺术学校单批了二十个名额编制，专门招收散落在全省各地已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让文化局戏工室的老师们负责教授文艺理论、戏剧戏曲专业知识，集中观摩优秀影片，然后反复研讨“实习”写成的作品，如此两年“小灶”喂养下来，待这些年轻人学成毕业后，充实到全省的各个文艺团体中去搞创作；以后每年一届一届地培养——收获，坚持数年下来，黑龙江省的文艺事业，岂不是就后继有人了么！
时隔二十年以后，我想象着当年历经“文革”十年浩劫，面对满目疮痍、一片荒芜的边地文坛，这位老部长忧心如焚、为此绞尽脑汁的情形。一个小小编剧班的创办，对于后来的文艺繁荣，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老延头”早在新时期来临之初，便已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文学后人之来势凶猛，“老谋深算”地作出了长远规划。那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开端，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并惊叹这个“希望”工程的提前量，实在打得精明又细致。若干年以后，当全国各省市形式各异的准“文学院”风起云涌之时，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毕业的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员，已经遍布全省各个文艺团体，成为省市电视台剧团杂志以及文化系统的骨干力量了。一九八〇年我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但事实上，地处边陲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在我心里却是新时期以来全国最早的文学院雏形。
一九七七年那个柳絮飞扬的暮春，我静静端坐于艺校红漆地板的课堂时，才忽然想起，我竟然还根本没有见过这位默默扶持着黑土地新苗的延部长呵。
从火车上跳下哈尔滨月台的那个时刻，我相信了已往人们流传的关于他“爱才如命”的那些故事，决不是言过其实的赞誉。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戴一副厚厚的深度眼镜，不像一个官员倒像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一个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只是说话时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令人想起那个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