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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赵朴老

他一直推崇我，

说我是佛教史上能够跟佛陀媲美的人，

因为佛陀把佛教带到五印度，

而我能够将佛教带上五大洲。

其实，这都是我不敢听的话。

因为，佛陀的威德，

让他在当时印度那样交通艰难困苦之下，

能够创立教团，走遍五印度；

让他在九十六种外道的前面，

能够树立佛教救世的慈航；

我们今天所做的，

只是在五大洲的一点星星之火。

相较起来，这又能算什么呢？

百年来的佛教在家居士，为佛教奉献的人物为数很多，如杨仁山的兴学印经，为佛教延续命脉；如梁启超的大作《佛学研究十八篇》，替知识分子开启了窥探佛教的道路。其他如汤用彤、章太炎、戴季陶、朱子侨将军、李炳南、周宣德等居士，都是对佛教赫赫有功者。但真正成为对佛教救亡图存的人物，当属赵朴初居士了。

赵朴初居士，安徽安庆人（安徽太湖），一九〇七年出生，整整比我年长二十岁。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对慈善事业和佛教信仰非常热衷。曾经在红十字会等团体工作过，后来转入佛教的核心，从上海市佛教会的秘书，到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做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先后长达数十年。在“文革”后，只要是了解佛教今日发展的情形的，无不感谢赵朴初对大陆佛教复兴的贡献，也不难了解他是如何的和中央政府接触周旋了。

我和赵朴初居士正式来往，是在一九八七年五月。那一年，正逢泰王普密蓬六十岁，朴老受邀赴泰国为泰王祝寿，我也受泰国政府之邀到了曼谷，我们被安排下榻在同一个饭店里，晚间，我们就邀约相见了。

那个时候，两岸还没有正式交往，对于这样的会见，也算是非常的敏感。但朴老在大陆应该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我在台湾当然已经没有太多的顾忌。所以晚饭后，我们就会面了。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长者

这主要是由于在早先的典礼上，我们的位子安排坐在前后排，他的夫人陈邦织女士患了严重感冒，突然咳嗽起来。当时，跟我一同会见朴老的慈惠法师，递给了她一粒止咳的罗汉果，她一吃就不咳了。后来为了这一粒罗汉果，陈邦织女士对慈惠法师千言万谢。

那天晚上的会见，因为赵夫人重感冒咳嗽，坐在一旁也不能多言，于是就成了我和朴老两个人的对谈了。至于谈些什么，我已经不复记忆。总之，应该是彼此感到相见恨晚，甚至交流了如何使两岸佛教团结和谐、共同发扬人间佛教等意见。

这一次谈话后，我对赵朴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纯粹像个出家人一样的慈悲随和，犹如一位比丘长者，充满了对佛教的虔诚和信心。我也对大陆的佛教有这样的人做领导，佛教复兴的前途可期，增加了许多信心。

他对我的印象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言谈之间，我发觉他对我也有好感，对我寄予很深的希望。那晚，我们大概谈了有一个多小时，因为到底是初交，不方便彼此妨碍太久的时间，也就各自休息，相约后会有期了。

后来我回到台湾，之后又到了美国西来寺。他寄来北京琉璃厂出品的特有的书笺十六开宣纸，上面还印有底色图案，非常美丽。他写了一幅对联给我，记得内容是：“富有恒沙界，贵为人天师。”我深深感到承当不起。不过，可以知道赵朴老对我有心互相往来。

当时，我正忙于美国洛杉矶新建的西来寺的落成，以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在西来寺的召开。我非常注意世界佛教徒友谊会邀请的各国代表名单，因为那时候大会规定，一个国家只限定五个人参加，两位代表、三位观察员。那一次，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其他的职事人等，总共有近千人与会；而且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创会以来，第一次走出亚洲，在美国召开会议。

当然，我也非常关心大陆派遣的代表。大会前两天，中国佛教协会的代表明旸、真禅、明哲法师，以及王永平等，就已经抵达洛杉矶了。那时两岸代表也会互相刺探相关消息，因为大陆方面事先就已经发出一句话：台湾不能派代表参加，台湾如果有派代表，大陆代表就不出席。

我为了两岸的和谐，当然希望彼此都能参加。尤其，我也说：如果台湾不能参加，我长住在台湾，那我怎么回去台湾见江东父老呢？那个时候，两岸已经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像奥运等国际竞赛，台湾都用“中华台北”作为团体名称，参加世界所有的体育活动。

后来，几经往来、折冲，陆铿先生在此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他帮助协调，最后，可以说是在不到一分钟的情况下，甚至在大会集合的钟声响了之后，大陆的代表才接到国务院的同意，准予进场。最后，两岸分别以中英文名称：“The　Buddhist　Asso　of　Beijing，　a·中国北京”和“The　Buddhist　Asso　of　Taipei，　a·中华台北”共同出席会议。

因为大会前后只有五天，在世界几百位的代表座前，双方也没有时间来争论。不过，当我跟大家说明两岸都参加了这次的会议，所有与会代表，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由于有了这一次友好的经验，促成我有心到大陆访问。赵朴初长者闻之，也表示热烈地欢迎，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九八八年的年底了。

其实，在此十年前，两岸还未互通的情况之下，乃至在两岸往来出现和平的曙光前，佛光山的徒众慈惠法师、慈容法师、萧碧霞居士等，就已经不断地代表我跟我的母亲、家人来往了。尤其，西来寺住持慈庄法师，不断地从美国将电视机、收音机等一些大陆那时候很希望拥有的高级家电用品寄往大陆，这前后也有十年时间。甚至，为了促成两岸人士的见面——因为大陆那时候的经济，普遍还付不起住饭店的费用，而台湾方面，要想在香港花旅费接待亲友也不容易，我特地在香港购置了一栋房子，提供给彼此在香港探亲会面时可以使用。

到了一九八九年，我和大陆已经分隔四十年了，好在有这前十年藕断丝连的联系，后来就由赵朴初居士提出邀请，我在美国用“国际佛教促进会”的名义，组织“弘法探亲团”赴大陆访问。我们主团七十二人，分别从美国、香港出发；副团近五百人，则从台湾出发，在三月二十六日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当日下午三四点钟了。

以“国际佛教促进会”的名义，组织“弘法探亲团”赴大陆访问。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左二）与副会长明旸法师（左四）亲至北京机场迎接。左一为当时佛光山寺住持心平和尚（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