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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开上人

说过了多位师长之后，最不能忘记的当然就是我的剃度恩师志开上人了。

志开上人，法名又叫“智开”，江苏海安县人。据大本法师告诉我，他“与民国同生，与药师佛同寿”，也就是出生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不过，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他怎么会从海安到宜兴的大觉寺去出家的？在那个时候，不说生长地和出家地没有地缘关系，尤其大觉寺虽然建于宋朝年间，是有历史的古寺，却是个简陋、贫穷的寺庙，何况在那个荒凉的白塔山下，前不着村，后不巴户，据说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打家劫舍。

剃度恩师志开上人

在我师祖辈的时代，应该是在一九三一年左右，为了保卫寺院，防范土匪侵犯，曾经请有工人数十名，并拥有土枪十几支。现在我想查我师祖的资料，但因为师父早逝，所有有关人等也都不在了，所以也无从了解了。

我所知道的是，一九三七年，家师因为在栖霞山救济难民有功，后来常住为他授记，请他担任监院。一九三九年我随他出家时，他告诉我：“栖霞山是一个十方丛林，不可以说在栖霞山出家！”意思是说，栖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场，就像现在的县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场所，不是个人私有的。接着他说：“我们的祖庭，我们师承的寺院，是在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当时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我出家的时候，他在律学院兼任训导主任，后来升任为教务主任，再后来做院长，再做栖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时我已经离开栖霞山了。记得有一次寒冬的早晨，天色未明，朦胧的，我叫大家从栖霞山的月牙池到明镜湖跑步，我就像教官一样尾随在后，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戴着帽子，我很不喜欢人戴帽子，就大喊一声：“拖拉鬼，戴什么帽子！”后来，他把帽子拿下来，我定睛一看，不得了，竟然是师父，心想不妙，这一下可麻烦了。最后跑到学院，院长（志开上人时任院长）集合，他就讲了：“今觉，我倒不因为他是我的徒弟就觉得可以怎么样，我觉得他好，公平正直。”训完话后，师父还给了我五块钱，他认为我很公平正义。在栖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虽然他是我的师父，但在丛林里没有师徒的关系，所以不可以叫他师父，我也跟别人一样，叫他“当家师”；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别人说十方丛林里面还有师徒关系。

为了避嫌，故而在那六七年当中，我获得他给我的开示，现在回忆起来，顶多只有一两次而已。不过，虽然很少和师父见面，不常获得他的开示，但是心灵上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慈爱。

后来我离开栖霞山，先到常州天宁寺，当时我没有要求进佛学院，因为没有赶得上他们的考期；我也没有要求进禅堂，因为觉得不能天天在那里晃来晃去，于是就讨了一个行单，在常州天宁寺做了一个短期的行堂，三餐为人添饭添菜。

后来，接到我报考的焦山佛学院录取通知，我才兴高采烈地向天宁寺告假。天宁寺的职事们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并允诺给我很多优待的条件，我当然没有被他们说动，所以就这样进入了焦山佛学院。

在焦山佛学院读了将近三年，本来可以顺利毕业，但为了院长东初法师，我提早离开了学院。虽然我没有毕业，不过却亲近到不少名师，如北京大学的薛剑园教授，他是国文老师；佛学权威芝峰法师，他是我们的佛学导师。其他如圆湛法师、圣璞法师、介如法师、普莲法师等，都是一时之选的好老师。可以说，在这两三年之中，我才真正在学业上打下了一点基础。我自问自己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只欢喜发心作务，不认为读书有前途，觉得只要热爱佛教、为教奉献就好了。

回到昔日就读的焦山佛学院（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期间，记得是二十岁的那一年，忽然染了一场业障病，全身长满脓疴疮，一粒一粒如十元硬币般大的脓包相连着。当时也没有衣服可以每天换，都是穿了好多天才换洗一次；每次脱下衣服，身上都是红色的肉，皮都连同衣服一起剥下来了。

当时听说有不少人得了这种病，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因为南京大屠杀，河流里到处漂流着死尸，我们喝了那样的水，身体感染了尸毒，所以发而为脓疮。

记得就在那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我在学院里，午餐时间大家都去过堂了，我不能搭袈裟随众过堂，就坐在丹墀上看门。这时有两个游客，看起来像是才刚结婚的小夫妻，无意中看到我，因为我脸上并没有长脓疮，他们看我长得还蛮清秀的，就问我：“你今年几岁了？”

我一听，忽然想到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就说：“我今天二十岁。”当然，他们不会知道，一定以为我说的是“今年二十岁”。就因为这件事的触发，让我有所感慨，想到自己二十岁，都没有人问，也没有饭吃，身上的病也不能好，所以写了一封信给师父，信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不过师父回我一封信，他说：“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师父这句话对我侮辱很大，我觉得很受伤害。我想，您打我、骂我，我都不计较，但这句话伤害了我的尊严。

不过这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种药片叫“消治龙”，专门治疗我这种脓疴疮，不会很贵，一包大概就是现在的十几、二十块钱。这样的价钱我还买得起，于是赶快买了来，结果今天一吃，明天就好了，第二天身上的脓疮都消退、结痂了，真像灵丹一样，自然感到无比欢喜。

可是问题又来了，虽然身上的皮肤好了，不过衣服没有肥皂可洗，只用水洗一下就再穿起来，于是又再复发。不过没有关系，我已经有药，就再吃两颗，又好了。于是我就写信给师父，记得我在信上有这么两句，我说：“请您了解，这不是一封装腔乞怜的信，也不是一封‘哀的美敦书’……”“哀的美敦书”是当时很新的一个名词，就是英语ultimatum，下“最后通牒”的意思。

师父一看，很生气，他认为我信中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成功了，可以不要师父了，我们可以脱离师徒关系了。师徒之间一下子陷入僵局，后来还是我师父的好朋友出面，替我说项。其实我也无心违背师父，所以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不过，那时因为东初法师做我们的院长，我在焦山已经住不下去了。师父就问我做何打算？我当时也没有地方去，不过忽然想起大觉寺，就说，我要回到祖庭礼祖。

师父听到我要回祖庭，很高兴，就说：“你到栖霞山来，我带你回去。”师父说这话时是七月二十二日，一直到他带我回去，已经是十一月了，因为当时一封信来往，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就在师父带我回到宜兴大觉寺后，有一天，宜兴的教育局任局长来看师父。他一看到我，知道我是从南京回来的，就说：“这里有一个国民小学，你来做校长。”我一听，觉得人生好像从此就将起飞一样，心里无比欢喜。但其实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不过没有关系，那时胆子也大，心想应该没什么了不起，我想自己应该可以胜任，就赶快写信请在南京的同学，帮我买了一些教科书来参考。

不过随着学校开课后，苦难还是纷至沓来，因为左近的学校经常举办国语、说话、作文、美术等各种比赛，经常来函要我们派人前去参加。我自己都还在学习中，哪里懂得那么多的比赛？这还不打紧，这时国共内战爆发，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武装整齐，前来要我帮忙“剿共”；夜晚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要我提供国民党驻扎的情报。可怜的我，初来乍到，对于偏僻乡村的道路都还没搞清楚，也还不认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过我心里很明白，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一个不小心，就会送了小命。

虽然我自己意识到事态严重，知道要谨慎应付，但周遭还是不时传来有人被暗杀身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学、朋友，如松风、松泉在上海被逮捕，实权也在青浦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贴壁报、写标语弘扬佛法。至于逮捕他们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都搞不清楚。

这时候智勇法师仗义前来学校，给我打气，并且帮助我编《怒涛》月刊，因为我们感于佛教太守旧，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顽固、执着、乡愿，我们希望通过办杂志，借助文字的力量来改革佛教，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因此当《怒涛》一出刊之后，就如“洪水猛兽”一般，大大地震惊了佛教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