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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讲演缘

我常常都感觉惭愧，

我哪里有什么东西能在大学讲？

这都是佛法的因缘。

因为他们没有听过佛法，

而我在佛教几十年来的酝酿、温习，

总知道一点人生的佛法、生活的佛法，

在烦恼苦闷的时候，

该如何用佛法来鼓励自己，

因此能获得大家的会心一笑。

或择其善者而从之，

也或者是野人献曝，

只是希望对大家有利益、有贡献。

在我青少年的时期，并不知道我会讲话，在栖霞律学院里，很难得有个讲演比赛，院长大本法师评我为第一名，自己心里很不认同，只觉得是大本法师存有私心。

我又不会讲演，哪里会得第一名呢？一定是因为我的师父和大本法师是法兄弟，基于人情的关系才给我第一名。这个心态让我后来很自责，因为我感到自己很不厚道，人家对我一片好意的鼓励，我居然用这样不好的心眼去批评他，至今仍感到惭愧。

不过，我是真的从来都不知道要如何讲演，因为我一直在寺院里过着关闭式的生活，到二十岁以后，才有机会见到广大的社会。虽然大开了眼界，但是与人说话还真的有困难。只要我看到五六个以上的人，讲话就会发抖，相当不自然，在佛经里有所谓“大众威德畏”，我就是这样的情形。

于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连续二十年佛学讲座，每场皆万人参加（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甚至后来到宜兰弘法，虽然当时我的年龄都快三十岁了，但是一看到几百人来听我讲话，我依然浑身发抖，就算手抓住桌子，也是不停地发抖。不过，习惯性地抖了两三分钟，后面也就不抖了。我自己心里总是警告自己，讲讲话不必怕啊！我讲话，他们听我的话，大家也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怕他们做什么呢？但是，这样自我训练还是不行，到了要对大众讲话的时候，还是会很自然地发抖。一直到三十多岁以后，讲话发抖的习惯才慢慢去除。

所以我想，这实在需要靠人的毅力来突破，假如我没有毅力，就不要讲话，也不要去讲演了。但是我深知，如果我不这样做，就不能弘法；就算有这样的畏惧，也要不惜一切地向自己奋斗。因此从以前畏惧讲话，到现今能侃侃而谈，我已经进步很多了。现在来了几千人、几万人听讲，也是多多益善，我已经没有畏惧的感觉了。

在我一生弘法讲演的岁月中，有很多的趣事与趣谈，倒可以在《百年佛缘》里向大家做个告白。

于新竹交通大学演讲（一九七七年）

初到台湾，我第一个讲话的工作是在台湾新竹青草湖。那年是一九五一年，我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讲师兼教务主任，学生只有五十人左右，每次上台对学生讲话，最初的一两分钟都不自然。

这让我想到，父母在孩子幼年的时候，如果能经常让他在大人面前多一些表达，应该是很重要的教育。因为，小孩可以顽皮一点，从小养成不畏惧和人相处或侃侃谈话的习惯，性格必定落落大方，不怕讲话。如果像我一样，从小就没有融入人群中，没有培养跟大众讲话的习惯，“大众威德畏”就会变成难以矫正的毛病。但庆幸的是自己并不因为有这样的毛病就不精进、不向上发展，反而一有讲话的机会，总是努力以赴。

当时每个星期天，在新竹城隍庙前都会举行布教大会，新竹县佛教会邀我前去弘法。因为我是佛教学院的老师，在当地属于知识分子，我如果不去弘法，那要找谁去呢？我就当仁不让地前往了。每次从青草湖外出弘法，都要先向派出所的警察请假，获得他们点头准许了，我才能到新竹。还记得路程遥远，走路将近要两个小时才会到，不过有这个让我上台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在为期一年多的布教弘法中，让我有自我训练的好机会。

在庙口讲演，群众来去就像潮水一样，大家一步走来，一步又走去，每逢我讲到故事，群众就会慢慢向我集中，故事讲完之后要讲道理，大家又慢慢散去，一场讲演约两个小时，人慢慢聚合而来，或者人慢慢解散而去，常常都要几个回合。我从那个地方学到一个经验，有时要“以事显理”，有时要“以理明事”，理事要圆融，要契理契机，思考如何将故事与佛学结合，才是一场最好的弘法讲演。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很用心佛经里的故事，或人间社会生活小故事的原因。

不过，一则短短的故事也不容易讲，有一些朋友也爱讲故事，但是讲了以后，往往其他的人不笑，只有自己在那里哈哈大笑。要把故事讲得让人哈哈大笑，自己却不笑，这才是讲故事的本领。

一九五三年初我到了宜兰，宜兰是一个乡城，平常没有什么活动，当地居民忽然听说一个外省的年轻和尚要来说法，一下子涌进两三百人。每次的集会中，我也体会到一个技巧，光只是讲说还不够精彩，如果有图片会更好。于是我向日本购买许多幻灯片，再用幻灯机播放出影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看图说话”，这更容易吸引信徒的喜爱，他们都认为这是在放电影。

最初十年，先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然后讲《弥陀经》，再讲《金刚经》、《心经》，也讲《大乘起信论》、《八识规矩颂》、《维摩经》，几乎没有外出到其他县市讲说。可以说，我在宜兰讲了十年，台北都没有人知道。

以新的弘法方式，带领青年将故事绘成连环图画，让听众看图听佛教故事（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宜兰人很保守，没有人评论过我会讲不会讲，喜欢听或不喜欢听，也都没有人对我表示过好或不好。其实，讲演也是需要听众的回响的。讲者讲过了以后，有人一起讨论讲说的内容，这对讲者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很有帮助。不过，我在宜兰，也很习惯接受信徒们这种平平淡淡的应对，我讲我的，你听你的，讲听之后，完全没事。

十年后，我转移到台北讲演。那时候，新公园有个台北艺术馆，我也做过讲演，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撤除了。后来，我再到中山堂光复厅讲说，那是过去“国大”开会的地方。我在中山堂讲过之后，一下子在台北很受大家的重视及赞许。可是，在台北以外，依然没有人知道我星云会讲经说法。再后来，又到台北“国父纪念馆”讲演，每年讲三天，连续讲了三十年没有间断。当时每次讲演都像过年一样，人不但多而且很热闹，大家听闻佛法听得很欢喜。

自一九九〇年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佛学讲座二十余年，每年吸引听众六万余人，带动香港学佛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