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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

政治哲学理论，是蒋介石维系意识的理论根基。蒋介石对他的部下曾说过：“你们如果要革命，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失败、困难、疑怨、毁谤的时候，要都不至于动摇的话，那就要确定你们革命的人生观；而要确定革命的人生观，就先要有革命哲学来做基础，有革命哲学的基础，才能心意安定，临难不苟，至死不变地来革命。如果革命党员没有哲学的基础，遇到危险困难失败或疑谤丛集的时候，你就会随时可以灰心，随时变节，甚至朝秦暮楚，随时可以使得革命的人格堕落。所以我们不怕革命失败，也不怕环境险恶，只怕自己把握不住，凡把握不住的人，就是没有哲学基础做我们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的缘故。”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把上述言论中的“革命”理解为“跟着蒋介石干”，那么可以说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什么叫维系哲学，维系哲学理论的用途、目的。这种哲学是一种使人能自我把握得住，进而让蒋介石也把握得住的意识根底。

一、心意论

几乎所有稍通文墨的军阀都对王守仁的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冯玉祥如此，吴佩孚如此，阎锡山如此，甚至连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刘湘也会在案头摆几本《王文成公全书》装样。当然其中不乏附庸风雅的装懂者，然而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军阀的哲学观，都或多或少地有王学（或称阳明学）的影子。蒋介石也是一个阳明学的热心者，据他自己讲，他18岁时，最爱读的三本书中就有王守仁的《传习录》。

蒋介石最得王学心传的是他的“心意哲学观”。这是一种讨论人的形神关系的基本限制在人的世界的体用哲学观点。

袁世凯欲帝制自为，一日检阅模范团毕，部下以虎背蒙座为活虎状，令袁骑虎背照相。翌日都中传遍，云项城骑虎背照相，人讥之曰：项城帝制，真骑上虎背，看他如何下来！

◎世上总有一帮哄人上虎的。

袁世凯死后，他的幕僚张一麐发表了袁所写的一篇回忆录，名叫《戊戌政变日记》，在日记里，袁把西太后比做祖母，把光绪比做父亲，吹嘘他在帝后之间尽力调解，煞费苦心。又把谭嗣同描绘为少年气盛、残忍嗜杀之徒。他并不讳言向荣禄告密，但又矢口否认出卖光绪。他说，他曾面谏光绪，一切国家大计不宜轻信新进小臣。回到天津后，他又曾力劝荣禄“保全皇上”，否则他将“仰药而死”。荣禄也指天誓日地表示“决不累及上位”。

◎当朝人写当朝史，都这么写来着。

首先，蒋介石把人的世界分为精神与物质两大块，前者包括人的思维能力，建构认知框架的能力，甚至于人之所以为活物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人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感知世界，采取行动，完全由人的精神世界所决定。人的物质世界完全是受精神世界支配的被动体，他认为：“一个人生在宇宙之间，自然有一种向上的，为他的活动。这活动是起于心意，而著于事物，一天二十四点钟，我们的心意没有一时一刻不与事物接触，我们要认识事物，就不能离开心意——就是精神。一个人离开了心意，没有精神，便成了一个死的躯壳，一个人成了一个死的躯壳，那还有什么作用，更说不上有什么革命。所以一个人有心意就有活动，而活动必须要是向上的为他的活动，从这向上的为他的活动，造成一种事业，就完成了一个人。”蒋介石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人的精神世界事实上与物质世界是不可分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的精神能力本身就是物质的产物，人的思维功能和认识功能也是在内部与外部物质世界的参与下实现的。精神世界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其物体载体——形骸器官的完好与损坏（死亡），而不是相反。蒋介石在这里制造的是一种精神决定论，这种理论至少在人的世界里承认精神是第一位的，是这个世界的本体。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极权独裁者，骨子里都是极端的唯心论，或者说唯意志论者。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宗昌在滦州附近遇见江湖术士童好古，闻其善相，便趋问吉凶。童答：“观将军之貌，日后必当大贵，而关键就取决于目前。”张问其故，童答：“明日直军过此，在小桥处，车必颠覆。将军乘势掩杀，可奏奇功。”张还要再问究竟，童道：“将军准备明日杀敌好了，不必多问。”翌日，张宗昌列阵待敌，直军火车果至相士所言处翻覆，张遂获大胜。是时，童好古立于高堂之上，披发踏步，口中念念有词。张惊为异人，当即延之下岗，拜为军师。原来童好古知直军必乘火车后退，小桥乃必经之所，遂暗中派人偷偷将桥上路轨拔去螺钉。故此，直军军车在此出轨颠覆，由此骗得张宗昌的信任。

◎童某人后继不乏。

其次，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在精神世界诸因素中，意志是决定性的。这里，他将意志说成是“意会”，实际上是指行为动机，也就是人的行为意志。他认为：“如果离开了意念，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心理上起一个叛变念头，就立刻可成为反革命。又如我们晓得，革命一定要照建国大纲所定的原则去做，但是为了权利一念的蔽惑，或为投机取巧之计，来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放弃总理所定的原则，只争个人权利，不管党国存亡与革命的成败，这就是由心意牵累到事物。”照这种说法，人的感知、情绪、思维推理诸因素都受人的行为动机所支配，甚至为人的理性功能所认可的行为，只要一念忽动，就可以完全推翻，人完全为非理性的意志所左右。

广东军阀陈济棠少年从军，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时，他为最后一名。在毕业祝酒时，同学们都向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大捧特捧。梁喝得醉昏昏，被捧得乐滋滋，便忘乎所以地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陈伯南（陈济棠字）以外。”有人道：“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梁一听气愤地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后来，陈济棠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梁却十分潦倒，为了谋职，只得来找陈济棠说：“伯南，我给你捧靴来了。”

◎原来军阀不知书。

广州报纸曾这样评论陈炯明：“夫陈之在粤，拥兵自豪，残民以逞，虽曰都督，实同皇帝。……当其前者之在都督任也，都督衙门俨然一惠州会馆，后者之在军统任也，军统府署又俨然一陈氏家祠。”

◎少见多怪。

其实人采取某种行为的动机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成人来说，它既可为人的认知结构、价值体系所决定，也可能为某些瞬时性的外界刺激所激发，甚至可能是人的意识所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冲动所导致。然而对于人的重大和长期性行为而言，其行动意志是受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因素制约的。感性领域的意志，并不可能脱离人的理性功能。蒋介石所谓“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兴，一念之诚，则必能贯彻始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偶发性的冲动，在所谓“善行”方面，既不可能持久，当然更不能有什么大的效果。

其三，蒋介石认为意志的源泉在于人的良知和私欲，良知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善，私欲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恶。他认为：“承认精神的存在，便承认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但每个人的“良知”又都被私欲包围着，要使良知发扬出来，就非得“革心”不可，“革命要从自己的心理，自己的精神革起来”，只要将一切私欲革除干净，所有行为动机自然都出自于良知，而良知又意味着蕴涵四维和五常八德的天理，“只要我们自己一旦闻道，觉悟过来，就可以反身则诚，将这个天理发挥出来，将一切固有的德行实践起来，就可以恢复我们的灵魂。”自然不会“只争个人权利”，不听蒋介石的招呼；自然不会“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对蒋某人不利；更不会“起一个叛变的念头”而成为“反革命”。

此种动机，一如王守仁所言，“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王守仁《传习录》上）。

张宗昌督鲁，林宪祖是跟随张多年的老“文人”，任督署秘书长兼省署秘书长，仍心有不足，欲当省长，张宗昌犹豫着不愿给他，他就闹情绪，常常请假不上班，对此张很恼火。一天，张在办公室默默地练习写字，忽然把笔一投，没好气地说：“他妈的，非要不行，我非不给不行。请假，请假！”他抽笔时，将墨汁溅了坐在对面的参谋长一身。参谋长借机劝他，将省长给林宪祖算了，省着将来张作霖插上一杠子。张宗昌闻言大悟，遂将省长一职给了请假闹情绪的林宪祖。

◎不行就耍娇。

盛世才统治新疆以嗜杀闻名。在盛的统治下，文官升到厅长，武官升到团长，便要准备后事，等候入狱了。今天脱下的鞋袜，不知明天还穿不穿。

◎好便是了。

其四，由良知所发的意志，不仅是一切“向上行为”的本源，而且是世界万事万物得以存在的本源，这意志就叫做“诚”，一种持久性的行为动机。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决心，“决心是什么呢？就是择善固执，就是古语所说的‘诚’”。而“有了诚，就只知道行公，不知道行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地去行仁，不知道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地去做，做到成功为止”。一句话，“力行，就是诚之表现。”这里，意志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一旦沾惹上了它，就会像服了什么药物和患了什么病症一般为它所左右，不能自已。

1912年，袁世凯为拉拢名流，曾任命章太炎为东北筹边使，这本是个有官无职的空头衔，但书呆子不明就里，跑到长春去就职，以长官身份召见地方军政官员，结果无人理睬，章又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大发雷霆说：“本使为民国政府所任命，吉林地方官竟敢目无本使，就是目无民国政府！”陈一笑谢之。

◎好不知趣。

洪宪帝制，警察派队四出，所有门对、牌号、告白、墙壁，有共和字样，与帝制相抵触者，一概刷掉、涂盖、毁废。凡不能涂洗者，凡共和字面，加画一大黄圈，藉壮观瞻而昭民意，当时街谣曰：一路圈儿圈到底，到底再圈圈不起；帝制不过画圈圈，空圈圈了圈而已。唱儿歌者甚伙，警察又沿途禁止。

◎比阿Q还略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