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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
近代军阀生长过程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发育到成熟经过了一个由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的换代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在形式上由群雄对峙转变为名义上统一的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的分立，而且在发育期积淀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军阀意识也在新的外壳中存留融会，以某种新的但又仿佛似曾相识的面目展现于人世，从维系意识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的军阀蒋介石集团，活像一个藏污纳垢的大水洼，在时代大风雨中形成的条条泥流浊溪都汇集于此，道学的酸腐，青帮的阴骘，十字架的灵光与军国主义的滥觞，五光十色，甜酸苦辣，经过蒋介石的调和与酿制，变成了一锅以恢复传统为基调的老汤。
感谢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畸变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完备的标本，借助于它，我可以在此更全面地展示一下这种畸变的一丝一缕。
以下五章所引用的所有蒋介石的言论，均出自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艺术院编印、张其昀主编的《先总统蒋公全集》。文中凡属带引号的行文，没有注明出处者均为蒋介石的话。而且为他在1948年以前的话。
不言而喻，维系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政治观在整个维系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不问可知，尽管像其他封建军阀一样，蒋介石严格地说来并不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对民主政治不甚了了，然而作为一个中国最大的军阀和名义上的全国统治者，他必须对如何统治作出回答，因为他身处的时代已经不是他的前辈所处的那种封闭环境中的传统岁月，他不得不面对开放的世界和变化了的中国。
在政治意义上，麻烦的是蒋介石一身而兼具的双重身份。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传人，他与他的武化前辈们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别，但他一向乐道的却是以叛逆传统为主要特征的政治集团的继承人的头衔，在前者的立足点上，他舍独裁而无他法，在后者的高帽之下，他非有假托而不能行。
蒋介石为刺探韩复榘的情报，特派一名特务伪装成“阴阳先生”打入韩的身边，韩很迷信，常让人看卜问卦。那个特务还真小有其术，居然骗得了韩的信任，他自称“青天鉴”，投韩所好，常为其解梦、占卜。后来，蒋介石利用这个“青天鉴”之助，将韩骗到开封枪毙了。
◎魏征哭死了。
刘湘死后，蒋介石为了分化刘湘旧部，命王缵绪（刘之军长）为四川省代主席。蒋问王有几个儿子，王答：“因为多娶了几个老婆，便多生了几个儿子，我一生就做了这件混账事。”后来王私下对人说：“我多接几个老婆，蒋还不是多接几个老婆，我混账，他不是一样混账吗？我在幽默他呀！”
◎都挺混账。
一、国家论
国家理论是任何政治观的核心成分，蒋介石的国家理论是由“国家有机体说”与他杜撰的“灵魂国家说”糅合而成的杂碎。
何成浚任蒋介石的驻鄂靖绥主任，夏斗寅为湖北省主席，二人相互攻讦，争权夺利。夏常去蒋介石面前哭诉何的不是，一次竟然下跪，引起蒋的反感。就在夏下跪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湖北军政要人的大会上大发雷霆说：“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作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个屁也不敢放！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成何体统！真是省政府主席无耻，省党部委员也无耻！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真是难缠！”
◎伤众了。
蒋介石秘密捕杀韩复榘。韩临死前说：“我的鞋太小，有些挤脚。”
◎谁叫你给人家吃“新生活饭”？
蒋介石的“国家有机制说”是从西方思想家孔德那里搬来的。在蒋介石看来，国家就像一种有机体，而且是像人一样的高级生物，五官俱备，四肢齐全，这种高级生物存在的原因和动力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有灵魂。所谓“我们一个人之所以能叫做一个人，全靠有灵魂；换句话说，就是有精神，有感觉，有灵明思想，能动作行为，否则这个人就只有一个躯壳，一个死的尸首，不能叫做一个活的人了。所以有灵魂就有生命，就叫做人；一旦失掉了灵魂，便马上失掉生命，这个人就是死了。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既然是一个有机体，一定也是有一个灵魂的”。我们知道，人的大脑机能、神经机能是无法与大脑和神经系统分开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如果把人的感觉与思维功能当作灵魂而硬从产生它们的物质实体中分离，也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有机体了。事实上对人而言，器官与功能无所谓谁决定谁的问题，因为人既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又是自己活动的产物，形而上学地将所谓灵魂割裂出来，赋予它决定性、本源性的意义，无非是一种唯心论的灵魂至上主义，这种说法在文学上可能会有点意义，但在科学意义上却是毫无道理的。
既然作为有机体的国家，除去灵魂之后变得毫无意义，那么作为实体的国家也就没有什么谈论价值了，国家实际上等于一种精神和意识范畴的事物，将国家缩小，就是个人的心，将个人的心放大，就是国家。万物皆备于我心，何况国家乎？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拿贵州军阀王天培开刀煞气，王天培很迷信，临刑前还拿出一颗“舍利子”，希图佛法保命。
◎白瞎了舍利子，和尚该哭了。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上门拜访冯玉祥。蒋走进客厅，想从墙上发现自己的照片，结果没找到。只见墙上挂着一张条幅和一副对联，条幅写着苏轼《留侯论》中的几句话：“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对联写的是明朝人讽刺不说话不做事的大臣的两句话：“纸糊之阁老，泥塑之尚书”。蒋看后赞口连连，竟问冯玉祥：“这是你作的吗？”当冯把出处渊源告诉蒋时，蒋忙顾左右而言他。
◎比学问。
本来，孔德的国家有机体说，不过是将社会的各种不同行业，各个阶层，及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比附为生物的各种系统和器官，而我们可爱的蒋大人却仅仅抄来了这种学说的名目，而塞进去王阳明心学的国货。这样一来，所谓国家灵魂乃至个人的心或者灵魂（这里，蒋介石把心和灵魂看成一回事）也就等于国家的本身，取代或者象征国家本身。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这个国家的国魂不是别的，就是三民主义。如果仅仅止于此，读者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最容易同三民主义发生联想的是林肯而不是孔子。但怪就怪在，三民主义在蒋某人手里居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从“三”到“四”的变化，一变变成了“四维”主义（礼、义、廉、耻）。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三民主义从形式到内容的西方民主思想的渊源，可他却偏偏从浩如烟海的孙中山著述中抓住只言片语，过分强调孙中山晚年的思想本土化变化，硬派给三民主义一个儒家的祖宗，跟他宝贝的理论家一起，非说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五常八德，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道德。
灵魂国家意在招魂，魂归何处，在兹国粹。
话说到这儿，结论已是不言自明了，用不着太费心思，沿着三纲五常寻上去，我们自可以找到“朕即国家”的归宿。
二、政党论
北伐之后，蒋介石曾派张群去杭州劝孙传芳与北伐军合作。会谈时张群见孙说古论今侃侃而谈，便说：“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很像一个政客。”孙传芳怫然不悦，说：“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政客是妓女，军阀是嫖客。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派何成睿统辖平汉线一带的杂牌军以对付冯阎。何将总指挥部设在河南漯河，从汉口运来两种“战略物资”，一是一批有名的中外厨师，二是一群高等妓女。同时在漯河街上布置了一个“军中之家”，一应设备，都很考究。在战争期间就靠这两种“战略物资”“供应”各杂牌军将领，为蒋介石稳住了平汉路的战线。
◎妇人在军中，大吉，大喜。
政党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一方面是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体现者，一方面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组成部分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的阶级属性逐渐淡漠，而作为政治竞争的意义则日益凸显，中国不存在产生欧化政党的社会机制，孙中山的国民党，只能算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半近代化政党，其会党与士大夫宗派的气息始终没能消除，而到了蒋介石手里，国民党就进一步退化成为其军事集团进行组织强化的一种组织化的工具。
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实现统治目标，长治久安，就非得有团体有组织不行；因为中国的四万万老百姓实在是太“自私自利”，彻头彻尾的一盘散沙，根本不配合他蒋某人的统治，“只管自己，不管国家，不管我们民族”，完全没有觉悟，所以非得“先联合有觉悟，有知识，有决心，有血性，有能力的分子，组织一个团体”不行。“这个组织是什么？就是一个党。”
具体地说来，蒋介石的政党论是由“前三合一”和“后三合一”两套理论构成的。“前三合一”就是：党军合一，党国合一，党教合一；“后三合一”就是：党的身份君亲师三者合一。
1940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调为远征军司令长官，按理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应升是职，但蒋介石却把蒋鼎文调来当司令长官。蒋鼎文到任，孙开了个盛大的欢迎会，演京剧“群英会”，其中“蒋干盗书”一折，饰蒋干的丑角表演得特别突出，一丑压百正，明白地丑化揶榆蒋鼎文“盗官”。
◎应编一本戏剧政治学。
贵州军阀周西成对贵州控制很严，不允许外人插足。蒋介石攫取中央政权后，派人到贵州主持党务，要在贵州发展国民党党员。周西成说：不必个别吸收，我代表贵州七百万人全体入党。旋由政务厅把全省的户口册交了一份给省党部。省党部只好随便圈了一些贵阳的户口作为党员，其中还有鸦片烟馆的堂倌。
◎名副其实。
党军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国民党的组织渗入军队的编制，通过党的特务网络化及将领党员化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使党、军合为一体；二是国民党自身的军队化，根本取消党的民主，使全党像军队一般视服从为天职。党国合一也有两层含义，一为党是国家和民族的中心，是国家的统治者；二是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为党即是为国，党也就等于国，忠党而后才能爱国。所谓党教合一，就是说党员对于党就应该像教徒对待宗教一样，所谓“宗教信徒对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一定竭诚服膺，刻苦修习，真实奉行，无间生死。革命党员要成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和革命领袖的信徒，也一定要如宗教信徒之于宗教信仰一样，精诚热烈，笃信笃行，身心全体归向，始终贯彻到底”。党员之于党，就应该像教徒之于所信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