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维系网络 血缘地缘业缘（第1页）

第三章　维系网络：血缘、地缘、业缘

军阀的军队，是一种首领人治化而非制度化的军队，决定其军队的面目特征的不是制度而是其核心成员的属性以及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军阀首领无一不用现成的和自己培植的人际关系来强化集团的凝聚，而较少依赖制度甚至法律的作用。可以说，所有军阀的各级官长，几乎都与其各自的首领存在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父子、兄弟、甥侄、同宗、裙带、同乡、同学、师生等。这些关系都存在着主从、长幼、尊卑的传统伦理关系的等级界线，所有关系都是为了在貌似“自家人”的气氛中，建造一座首领高踞塔顶的金字塔。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曾这样评论直系的用人：“新陈代谢之旨，独非曹（指曹锟，引者注）了无所知，即吴在当时亦无有所悟，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间有论列，收效实难。”①直系如此，其他军阀也如此。

某日，韩复榘审问四个土匪，见其中一匪身材魁伟，遂动“借材”之念，问明其家世后，遂令补入特务队为队员。后审的三个土匪见状，也要求一职，但韩发怒说：“岂有此理，哪有许多官给你们做，拉出去枪毙！”

◎患不均。

一次马鸿逵逮捕了六个县长。把六个人的名字印在纸单上，召集省级机关公务人员，各发一张，由大家投票决定谁该枪毙，谁不该枪毙。同意枪毙的，在名字上画一个圈。一职员在名单上写“按法律处理”，未圈任何人，马鸿逵当场大骂一顿，并说：“我的话不是法律！？”另一职员把六个人都圈了，马当场大加表扬，说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奖银一千元。

◎余风犹存。

一、血缘（亲缘）意识

效忠是军阀集团维系的要务。集团对首领的效忠程度是决定战时的胜负，平时的势力大小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可以是军阀的生存因素之一。在一个封闭的宗法小农社会里，家庭、家族关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亲缘关系是最为人们所看重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血缘（包括亲缘）圈子是他们活动的基本范围，这个圈子里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某种信任和无戒备的气氛。社会愈是落后，地区愈是封闭，这种关系就愈为人们所看重，因而也就强固。尽管军阀掌握的是一支以近代热兵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但作为传统王朝的嫡传，其前现代的本性使得他们只能采用宗法式的管理与控制方式，以确保群体的向心力，成员对首领个人的效忠。所谓“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需看父子兵”，在他们看来，自家人的保险系数最大，因为在宗法社会里，一个人的身份在社会中的定位，是由他的亲缘关系决定的，亲缘是人的标签。于是张作霖倚张学良为干城，曹锟以曹锐、曹瑛为心腹，张敬尧有“舜、禹、汤”三弟，四川军阀杨森干脆把机枪大炮都由侄子杨培元与杨汉忠掌握起来。以上列位“兄弟子侄”还都属于稍有些才干和办事能力之辈，至于军中的闲差如参议、参谋、顾问和军需官之类，则充斥着“姥爷、舅爷、姑爷”三爷式的裙带儿，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酒囊饭袋。以至成为一种风尚，一旦某人在军中混出一点气候，亲戚朋友便蜂拥而至，有时会达到让人受不了的程度，害得像田中玉这样的一省督军也不得不在报上大登启事，恳望“凡我戚友均请暂勿遄临”②。血缘和亲缘纽带固化集团的作用是明显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社会法则就决定了军阀有提携自己家族和戚友的义务和责任，而其家族成员和亲戚则以效忠和监视他人的反叛不轨行为作为回报。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一个与某军阀有着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一旦背离了该军阀，那么他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谴责的压力，而且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目的，他将不为其他军阀所收留，在军界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人们往往是由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来确定这个人的面貌的，个人只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人不可避免地要因本来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亲属的地位、面目乃至行为和品貌受到赞誉和谴责。这也许就是除去真正的亲缘情感之外，军阀看重血缘关系的奥秘所在。

尝有西人自津浦路南下，见兵士二人据头等座，旁若无人。询以有头等国票否？兵士岸然答曰：“有！”乃举其脑后大辫。原来是张勋的辫子兵。大辫坐车可顶车票，买东西当钱票，入戏院则顶戏票。

◎为今日有“辫特权”者戒。

韩复榘某次与奉军战，不利，屡次冲锋都被击退。韩见状大急，卧地打滚说：“我们现在情形是只有前进，否则总司令必然枪毙我，我与其被枪毙而死，不如即死在此处！”他这么一闹，居然奏效，终于突破奉军阵地。

◎跟泼妇学的。

湖北督军王占元外号王嘀咕，批阅电文处理公务都得与幕僚商量来商量去，嘀咕个够才行，然后由幕僚们拟出草稿，王占元亲自誊出。

◎一般人背后才这样干。

二、地缘意识

在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任人唯亲固然能够较大限度地加大自身的保险系数，然而也容易使集团陷于腐败和低效率之中，毕竟血缘的圈子太小，提供不了更多的人才。军阀毕竟是一种战争集团，内战压力引入的竞争因素和随战争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装备进化，都产生出某种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近代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军阀间的战争并不像某些海外学者所讥诮的那样是一种“银洋加烟枪”的军事游戏，尽管非军事性的活动像“银弹”乃至“肉弹”的施用屡见不鲜，但随着历史的推演，战争却愈打愈大，愈打愈认真，从伤亡几十人（直皖战争）到几千人，上万人直至几十万人（蒋、冯、阎中原大战）。飞机、大炮、铁甲车等现代化装备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冯国璋做总统不久，他的续弦周夫人病死。冯大事治丧，请状元公夏同龢点主，题曰：“大总统周夫人之灵位。”有人挑剔道：大总统之上少了一个“今”字，中华民国已经有好几位大总统了，现在还活着的就有孙大总统和黎大总统，究竟是哪一位大总统的夫人呢？冯知道了有点不高兴，可按传统说法，主位不可重写，也只好将就了。

◎乱点鸳鸯谱。

1941年，马鸿逵拟以168师502团团长马万荣升骑兵二旅旅长。一次在新城集训部队，借故将马万荣重打一顿。当时全场纷传“好消息”，马万荣亦深知其中奥妙，不仅毫无悲怨表现，还立即向马鸿逵写了悔过书。不久，马万荣即在骑兵二旅的旅长位上高坐。

◎苦了屁股乐了颜。

日益扩大的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显然不是血缘圈所能满足的，这样就出现了人才需要和忠诚需要的矛盾，两者都出于军阀的生存的必需，不能战不能存，内部离散亦不能存。只有寻求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衡，方可延续下去。张作霖一向认为军校学生思想复杂，不可靠，只看重“高粱地毕业者”③。第一次直奉战争，旧式“高粱地毕业生”的绿林军队一败涂地，少数新派部队倒显出实力。于是开始整军经武，延揽近代军事人才，结果仗虽然打胜了，但新人才附带的新思想又导致军心的离散，来了个郭松龄倒戈。奉系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大历史事件，形象地映现出军阀集团维系的危险的两极，军阀唯有在这两极之间踩钢丝，才可苟延残喘，所以说最适合军阀口味的人才，是忠诚型的人才，或者说是奴才加人才的混合体。

讨袁战争打响，广西陆荣廷派将领陆裕光、马济、黄自新将假道入滇的龙觐光包围。黄自新写信让龙觐光写信劝他弟弟广东将军龙济光独立。龙觐光开始为难，后觉孤立无援，只好就范，援笔在黄自新的来信背页写上“鄙人同意”四字。黄自新接信后，以为这四字说的是“卑鄙的人才同意”，遂要开战，后经人解释才知龙已屈服。

◎为掉文者戒。

1913年9月，袁世凯将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续弦夫人。周嫁冯后，将冯的一举一动均通过婢女密报袁世凯。袁死前曾感慨道：“予豢养左右数十年，高官厚禄，一手提拔，事到今日，无一人不负予！不意一妇人，对我始终报恩，北方文武旧人，当愧死矣！”

◎还是女人好，醇酒妇人，君得其一。

地缘意识同样是军阀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传统的农业社会，落后的小农经济，造成人们生活环境的相对固化。长期共处同一地域同一生活环境的人们，其大体相近的语言习俗及生活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容易达到一种较为初步但也是相当根本的情感沟通。军阀正是利用这种乡土认同感，以凝聚团体，融会上下。比起血缘关系来，地缘是一种容域宽得多的圈子，能够较好地满足军阀人才的需求。

陆荣廷落草为寇，一次广西提督苏元春新上任，陆决定给他个下马威，于是只身潜入督署的马厩，想盗走苏的坐骑，不料正在跨上马背的时候被预伏的清军抓获，苏元春亲自审他，问：“你这小子胆大包天，为何不偷别人的马，偏要偷提督的马？”陆答：“别人只有一匹马，偷去他的，便再也没有马了；提督老爷有马论帮，我偷了一匹，你还有大把马呀！老爷海量无边，为了一匹马就这么着紧，岂不有失大人体面！”苏元春听了，觉得有理，就把他放了。

◎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直系军阀孙传芳成立五省联军，意欲在服装上与别人不同，故特意效法国外童子军服装之样式，制成联军制服。在百姓呼之曰：“大帽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