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第1页）

第一章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

在近代，历史与现实作为军阀的双重父母，各自赋予它不同的禀赋。然而，先祖的基因必须通过时代的律动才能得以表达。近代军阀的产生、发展与消亡是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历史进程相始终的，即：中国传统秩序走向崩溃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化的过程，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作为军阀集团的维系意识，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与上述三种过程有关的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走向没落但依然盘根错节的传统思想，由于统治秩序紊乱而“合法化”的游民意识，伴随文化冲突而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军阀集团维系意识在这三股意识干流的交汇撞击中泛起自己的水花。

一、传统意识的滞留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血缘纽带的强固，任何层面的社会群体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点和归宿，父家长制的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社会控制层次，个人的奋斗大都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行进。这一方面使中国人的国家观、社会观带有浓重的家族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也使各种形式的社会群体的维系意识都成为以宗法制度为归依的儒家纲常体系的派生物。

林虎部下大将黄业这样下攻城令：“你睇！几多当铺，打入去任你们发财！”

◎直截了当，就是词用多了点。

直皖将战，北洋老将姜桂题对段祺瑞说：“芝泉（段的字），你不是常说：中华民国是你首创的吗？你打胜了吴佩孚，中华民国还可以靠你，万一你打败了呢？你叫中华民国靠谁啊？”

◎谁靠谁啊？

李福林是珠江三角洲的地方军阀，一生以看住这块三角洲为业。有人告发他的部下在他的防区抢劫，他集合官兵训话，开口就骂：“契弟（土匪对同道晚辈的称呼，也是粤语骂人的口语），在尼处（粤语，这里）吃，又在尼处屙（粤语解便之意），要屙就去远一些啊。”

◎是，多不卫生。

一般我们称军阀为封建军阀，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就是说在他们整个思想体系中，我们通常所谓的封建纲常礼教起了主干作用，因为在建国后很长时间里，我们将秦汉以来的制度，视为“封建”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军阀本身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产物。尽管传统在西学面前碰了壁，他们依然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祖宗法宝来维系军队。尽管军阀首领中不乏目不识丁的老粗，各集团成员中也没有多少人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然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底色，纲常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秘密在于它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对传统的接受，不仅在于正统的经学研读和学校教育这种大渠道灌输，而更为普遍的是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戏台上，鼓词里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形象，往往较刻板的伦理说教更能动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热衷于忠孝节义，糠食者也习惯于节义忠孝。袁世凯祭孔，孙传芳投壶，连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也会大刻《十三经》，其余大大小小的军阀无一例外地张口五常闭嘴八德。使集团成员的头脑在效忠的题目下僵化固化，是全体军阀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像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在把纲常礼教挂在嘴边的同时，并没有脱掉释道两教的影响，在军阀的维系思想库中，传统所有的法宝均有一席之地。湖南军阀赵恒惕会开“人力已竭求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会①，唐生智则有一支受戒的“佛教军”。

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将行复辟，用李经羲做总理过渡。李电邀张謇入阁，电文中有“佛入地狱”的字眼，意欲劝张以所谓佛入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出山救世”。张謇回答说：“果佛也，然后可入地狱，公奈何预约短期做佛，而又强非佛者同入地狱？地狱沉沉，愿入者多。謇薄劣衰退，无此宏愿。”

◎世间鬼多人少，哪里寻佛去？

狗肉将军张宗昌，一次因一部属做事不随心，大骂其“混账”、“王八蛋”。这个部属一气之下也跳了起来骂道：“你说我混账、王八蛋，我也骂你是混账、王八蛋！”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以为此人必死无疑。不料张宗昌却拍案叫绝：“好！好！有胆有识，真是好样的！”

◎流氓也有可爱之处。

然而，近代军阀毕竟生活在近代，时代不仅使他们对待传统伦理的态度具有更多的功利实用气味，而且在他们继承的传统思想上也烙上了自己的印记，由于清亡以后，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支离破碎，统治中心呈现出一种物理上所谓的“失重”状态，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话来说叫做“五伦”缺了“一伦”②。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传统人际关系的五个维度，缺了“君臣”的一维。所以军阀们的纲常礼教往往缺乏整体色彩，即只强调伦理体系中的忠孝之义而置公私之义于不顾。这一点，就近代而言，曾国藩为始作俑者。湘军的建制，因将设营，将去营裁，每级建制交由负责长官招募忠于自己的官兵。袁世凯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建树，在小站练兵时即把所谓的“忠国、爱民、亲上、死上”四义混为一谈，用偷换概念的办法使他与“国”合二而一，忠于他就等于忠于国③。所谓“小忠者，大忠之贼也”，没有一个军阀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他个人的利益，所有人都只强调下属对他个人的效忠，而对他名义或实际上的上司对其手下的越级干预都怀有极大的敌意。对军阀来说，来自敌对营垒的威胁与来自同一阵线别一派系的威胁同样可怕。与护国军作战的袁氏嫡系武力曹锟会拥兵自重，眼看着他主公的事业瓦解。跟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地方军阀也能与红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

1927年下半年，桂系打败唐生智，占领武汉。原湖北国民党党部和政府的头目并没有因唐的下野而去职，他们认为自己是受中央之命所组成的，并非唐个人的私官。但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二人均为鄂籍）见状大为不满，陶钧说：“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江山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于是将湖北的原班人马杀的杀，囚的囚。

◎这才像军阀。

一次张宗昌出巡山东潍县。潍县文庙前向有拒马，俗称挡人木，已数百年，以示尊重孔子，行路人必须绕弯过去。为了迎接张督办，潍县知事带人把它拆去。一时人抱不平，说潍县人真会拍马屁，捧张督办比孔圣人还高。

◎有钱有枪，为圣不难。

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在军阀的传统性格上的最大影响是造成了意识结构上的内在危机，除极少数外，军阀无不希冀一温帝王梦，然而却都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制度的誓死捍卫者甚至“再造者”。明明是三纲五常的儒家说教，却偏偏要冠以时尚的口号和“主义”，这种意识上表层和内蕴的分裂，标志着军阀心中的传统意识已经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时代性扭曲。

二、游民意识的渗透

在传统社会里，游民的成分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是脱离土地和宗法关系的人，一方面，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必须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结成新的类宗法式的关系。地主的兼并，国家的掠夺与压迫，人口增长的压力，土地的贫瘠化，使周期性震**的传统社会始终保持着周期性涨落的游民人口。这样一个游民阶层的存在，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是威胁王朝秩序的异己势力。游民虽然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迫于官方的压力和生存的需要，也产生了某些与社会主体意识相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宗教上的罗祖崇拜、无生老母崇拜；憎恶现实的“劫变”观念，甚至将所谓的“现在佛”如来斥之为“人面兽心”④；强调互助和蔑视纲纪的义气等。

杨森为加强对部属的控制，将各师抽调一团步兵编为执法大队一、二路，以自己的子侄主掌，又将各师旅的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单编个机炮大队，也派自己的亲信管理。这使得部属大为不满，师长范绍增当场鼓噪，另一师长郭汝栋说：“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调各师一个团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袍。只有未揭我们的帽子，逼得我们无路可走。”

◎外衣没有，恐怕军容不整。

四川万县师范学校校长钟正懋，为章太炎先生弟子，元月朝贺，袁世凯赐宴，酒半语钟曰：“你老师和我过不去，你去劝一劝。中国向来有两块万岁牌，一块是大成至圣先师，一块是当今皇帝，太炎为何不让一块给我？”

◎章太炎负责发牌吗？

明清以来，随着秘密教门的兴盛，地下帮会的发达，和一定数量的失意知识分子的参与，游民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渐趋提高，游民意识也渐趋理论化和文字化。清亡前后，随着统治秩序的瓦解，大批游民涌入军队，帮会和绿林“豪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某些著名的惯匪甚至成了执全国政局牛耳的人物，所谓南有干帅（陆荣廷）北有雨帅（张作霖）并为一时之雄。海外的“洪门”、西南的“袍哥”、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江浙一带“青帮”都对军阀有相当的渗透，不少军阀重要成员都是帮会的骨干，有的甚至在军队中公开地大散海底，讲说家法，广收门徒。流行于北方数省的不少民间宗教门徒，也随着军阀的招兵买马而流入了军队。在这种“黑社会”合法化，社会沉渣泛起的情形下，游民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军阀的维系意识之中。

青海军阀马步芳一直对国民党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蒋系势力始终进入不了青海半步。1943年，何应钦电邀马步芳赴重庆“共商国是”，意欲兴师问罪。马步芳携带了大量黄金财宝到重庆，从多方面结交权贵的眷属，何应钦等最初质难颇多，后来就变成“请马主席参考”。马步芳对他的随员说：“明碰不如暗斗，哪个人能经得起从老窝里挖！”

◎至理名言。

1908年，四川军阀刘文辉时年3岁，投考成都陆军小学堂。拿到试卷后，翻过来覆过去，一道题也答不上来。眼看就要交白卷，他便在上面乱写了些古人警句，又别出心裁地用“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胡乱发挥了一通。结果，居然榜上有名。

◎张铁生原来是拾人牙慧。

游民意识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忠义”和“侠义”观念，前者是团体（帮会堂口、绿林山头）内部的核心观念，后者是团体对外的主要原则（至少是以此相标榜），两者的中心是个“义”字，洪门忠义堂的堂联就是“非亲有义须当敬”⑤，“义”的关键在结盟，即“金兰结义”，帮会特别尊崇关羽，着眼点也在于“桃园结义”、“义气重似海”，这显然是对血缘纽带的某种超脱，是一种新条件下的类宗法关系。不义意味着背叛，对于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的黑社会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所以为同人所深恶痛绝。这种“义”显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义”有别，后者主要强调公私大义，义服从于忠，具有儒家伦理的理性色彩，而前者主要是私义，掺杂以“情”的成分，“是友无情切莫交”⑥，对帮会来说义与忠相联的时候意味着对同伴的忠实、不相欺，失了脚不出卖兄弟；义与侠相联则意味着行事正当（合乎江湖规矩）和抱打不平及对钱财的轻蔑，“仗义疏财”。

孙传芳讨奉，奉军将领杨宇霆出逃南京，其部下杨毓珣落荒而逃，途中有一农民牵驴而来，杨一跃而出，将毛驴劫走。骑驴走了一夜，天将亮时入一寺庙休息，伪称老百姓迷失路途。庙中和尚笑着说：“你不必瞒我，昨天也来了一位你们同样的人物，请你看看，也许认识。”说罢引杨往晤，杨一看乃是刘翼飞（同为杨宇霆部将），身着僧衣，原来已化装成和尚。此事后来在东北传为笑谈，说：“杨琪山（杨毓珣号）劫毛驴，刘翼飞当和尚。”

◎能逃命就是好样的。

张宗昌督鲁，恰遇大旱，禾苗尽枯，因此他上任次日即率文武官员赴龙王庙祈雨，一连数日，未有灵验。于是他下令炮团摆开大炮，对天猛轰，遂降暴雨。

◎不信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