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空中的握手（第6页）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反对战争，理想着正义和平的人，也有为军阀的宣传所欺骗而讴歌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治，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上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另一部分传单上，写着这样的内容：

日本国民诸君：

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对人民这样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了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在另一部分传单上写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助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日本工人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是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除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

散发完传单，两架“马丁”于4时左右离开敌境，在地面指挥引导下，分别于8时48分和9时24分降落在玉山、南昌两地机场。中共中央委员会和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代表到空军司令部慰问并赠了两面锦旗。

中共中央委员会赠的锦旗上的文字是：

“德威并用　智勇双全”

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的锦旗上的文字是：

“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5。陈纳德说只有一次与苏联人合作感到困难；苏联人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1938年5、6月间，日本空军对广州狂轰滥炸，死伤居民无以其计，引起国际公愤。6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由于日机大肆轰炸广州无辜民众，美国政府已设法制止向日本出售美国飞机。

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集中兵力西犯，一路溯长江而上，6月20日安庆陷落，武汉会战逐步展开，日军一路沿陇海路西犯，6月5日开封沦陷。国民党为阻止日军，6月9日在河南花园口决黄河堤，致使郑县、中牟、尉氏等17县被淹，黄河水沿贾鲁河夺淮河而下，140万灾民无家可归，日军4个师团被困于黄泛区，此后，敌我沿贾鲁河黄泛区对峙达6年之久。长江方面，为阻止日军西进，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加强马当要塞，在鄱阳湖以东迎敌，阻止其溯江向九江集中，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作天然屏障，以保武汉。

7月，日本空军卷土重来，频繁空袭武汉。

7月26日，九江失陷。同时，日军7万兵力于7月中旬向大别山南麓一带，从南北两翼向武汉进逼。

8月3日，敌机68架进袭武汉，中苏空军起飞52架迎战，击落敌机12架。同日，苏空军3架CB轰炸机袭击安庆敌机场和敌舰，炸毁敌舰一艘，敌机19架，追击途中又被击落5架。

8月8日，苏空军5架CB机轰炸马当、香口一带，炸伤大型日舰6艘，炸沉汽艇10余艘。

9月，武汉会战更趋白热化。日军9月6日陷固始，18日陷潢川，21日陷罗山，29日，田家镇要塞失守。

武汉会战，日军投入22个师团，达60余万人，日军死伤在27万人以上……

10月12日，日军攻克重镇信阳，切断了平汉铁路，使武汉北侧受到威胁。

10月25日，汉口失守……

9月，国民政府临时首都即已开始撤离武汉，正式迁往重庆。

在中国政府的关照下，美、苏顾问团均提前撤离武汉。

宋美龄为保存一部分空军力量，并保持一个不断训练的计划，以便与日本空军作战，她从香港打电话，让陈纳德去湘西的芷江机场，成立一所航校。

陈纳德又给宋美龄打电话，报告了芷江的情形。宋美龄命令他立即去昆明，把8月份开始筹建的航校办起来，训练飞行员。

宋美龄告诉陈纳德：“学校能招募多少年轻的中国士官生，就培养多少。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仗还是要打下去的。”

这样，陈纳德就暂时与苏联空军志愿队和顾问团分手，去接受新的任务。

陈纳德在回忆自己与苏联人在一起工作时说“是非常愉快的！”他回忆道：

只有一次使我感觉困难。那天我和阿沙诺夫将军、周至柔将军在南昌的机场开一个会议，因为我们说的是三国语言，故用了三个不同的翻译。我们讨论的仅仅是关于气候的问题，可是闹了大半个钟头之久。而且，我们正在谈的时候，空袭警报响了，苏联飞机急忙起飞。不久，我看见第二个红球又挂起了（这表示飞机已经入境），但这时阿沙诺夫将军与周将军都还毫无表示。于是我就由我的翻译向阿沙诺夫将军提议说，我们应该离开机场，躲避一下，但他却回答：“不行，除非周将军离开，我决不能离开，有失面子！”

于是我又转向周将军提议，但周将军也回答道：“不成，若阿沙诺夫将军不离开，我不能首先离开，有失面子！”

于是我便对我的翻译秘书舒伯炎中校大声叫道：

“告诉他们，我宁可丧失面子，而不愿丧失性命！”一面说，我一面冲向一个当时我们用来权充防空洞的坟地去了。到了坟地，我又大喊他们。我站在一个坟堆的顶上观看空战，而未看见日机投弹。及至爆炸声响了，我被震下坟堆，周将军恰恰就躲在我的下面。

在陈纳德的眼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这是他在与苏联人一起工作中的惟一的一次不愉快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