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第2页）

十一、凡问辩者，起立乃问，问毕乃坐，其望远者，就坐前问亦可，讲者起立听候，问者复坐，乃坐，听者不起。

十二、讲毕随意同人谈论，及入茶室茶点，去留皆听自便。

十三、宣讲者于讲时供茶。

十四、讲时客复到者，随意就坐，不必为礼，以省繁嚣，有事不待讲毕，而先行者亦听。

十五、讲时会中听者，不得谈论，致喧哗乱听。

十六、公推宣讲之人，以多者为先，次者留作第二次宣讲。

十七、讲时皆立书记人写所讲者，有答问者亦录之，汇登时务报，并将每会姓名，皆登时务报端，并译登外国报以告天下。

十八、散讲及讲前随意谈话者不录。

这份由康有为亲拟的“开会章程”，非常详细，以致让今天的我们看了感到啰嗦而絮叨。而且除了演讲式的开会之外，其他诸如辩论、讨论、议事、表决等种种开会形式均未提及。在康有为原来的计划里，是打算将保国会办成一个准政党，可在操作中，他依旧按书院教育的框架来办，只指望有讲的有听的，还有提问。活像是万木草堂的北京版。

当然，毕竟与在广州办学时不大一样，因为在保国会里，他不可能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而且他也知道只有把保国会办成一个会众的讲坛，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也许是吸取了从前办会的经验教训，也许就此请教了他们的良师外国传教士。总之，这个“讲例”中出现了许多古代文人结社所没有的东西。反过来我们可以从这一条条繁琐而缜密的规定中，看出他们从前开会的种种毛病。

比如推举演讲人的程序，“讲例”规定得很详细，共有四条之多，而这种事在现代，写上一句就足够了。由此可见，在这以前，大家并不知道应该推举演讲人和怎样推选。

再如“讲例”规定演讲要切题，可见以前离题千里的事经常发生。还规定演讲人要限定时间，由此可见以前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还有规定提问须讲完再问，同时提问最多不能超过两人，以及问及琐事和有意为难可以不答，可见从前提问常常随意进行，七嘴八舌，别有用心的人往往还有意刁难。

最有意思的是规定迟到的人请随意就座，不必为礼。从前出现这种情况，肯定大家相互作揖打千，忙乱不已，这个刚刚安顿好，又进来一个，再一通忙乱，而且中国人又喜欢迟到，如是这般，一次开会有几个迟到的，会就几乎给搅黄了。

最奇怪的是康有为将开会的演讲人推举、提问、答辩、会中纪律以及书记员记录都规定好了，可是就是忘记了主持人这一条，主持人谁来做？做什么？一点也没提起，是不是他以为他自己就是当然的主持人呢？可能。

即使康有为如此良苦用心，规定得一条条明明白白，可是保国会开起会来仍然士大夫积习不改，大家散散漫漫，与往昔清谈别无二致。一位同情变法的京官名为李宣龚者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即如开会第一日，南海（康有为）演说俄罗斯问题，容纯甫、沈子培诸人均在场，而杨叔峤偏当众假寐。八月难作，叔峤且列康党，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论议未毕口口狼藉，此真郑稚所谓保国会如此，天下事可知矣。”这里需加一点说明，杨叔峤即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他的“假寐”大约是出于士大夫积习，并非有意让保国会出丑，或者蔑视维新派。容纯甫即为容闳，沈子培即是沈曾植，他与其弟均为变法的热心参加者。

从这些记叙上看，当年康有为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将这一群散漫惯了的士大夫组织到一起，召集他们开会，简直比放牧野马还难。开会时提问刁难还是小事，有的人开过几次会，书记员将之列名会中，可题名录一公布，人家就不于了，反而来问罪。说起来中国到戊戌年，大门已经让洋鬼子轰开了五十几年了，可是大多数在京城的士大夫对于西方政治还是一知半解，有的连一知半解都没有，维新派在这样的环境中闹变法，焉能不步履维艰？

与西方近代政治的常识需要学习一样，西方政治的操作同样需要实践。从本质上讲，没有通过训练的中国士兵不能使用洋枪洋炮，同样，没有经过训练的士人也不懂得怎样操作新式政治。今天我们看起来再“常识”不过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却是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做不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开会这个问题上，那时许许多多学富五车的士大夫，其知识水平不抵我们今天小学校里一个主持过班会的少先队中队长。关于如何立题，制定程序，付诸表决，投票等等事项，那些大人先生们都不懂。

戊戌变法真名符其实是一场启蒙运动，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西方政治的操作上都是一场启蒙。可惜的是后一种意义的启蒙力度太小，以致所有经过运动由康党转向革命党的人们，仍然不太会开会，不得不由孙中山出面再来补课。其实，这种课还是要上下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