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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说的是虚岁。三十岁之后，我喜欢使用周岁。严格来说，我当时才刚满八岁。被老五窥探之后，我进入到了真正的、彻底的、离群索居的日子，恐惧可以暂时取代羞耻的位置，但羞耻从没有消失。从母亲的眼神里，从那些田间黄色笑话里，从结婚的场景，从每一个夜晚甚至一只发出孩子般呓语的母猫那里，我会突然感到羞耻。羞耻裹身，如同亮晃晃的油彩，使我闪出别样的光质。我没有如期变成我母亲喜欢的乡村少女。乡村少女的特质我母亲也并非一清二楚。有些姑娘哪怕表面上沉默不语，嘴巴很甜，对长辈客客气气，可她们的内里也有狂放、恶狠的一面，所有的下流话都很在行。平常的时候，她们娇滴滴、羞答答，仿佛清水芙蓉，一到关键时候，那隐匿在她们体内的凶猛就会抬头。我亲眼目睹一个十五岁的念过初中、戴着近视眼镜的女孩子在她父亲和伯伯发生纠纷时，一言不发地扑上前，生生咬掉了她伯伯的一只手指，我也眼睁睁地看到我的小学同学赶集时在镇上的油条铺子一口气拿了六根油条放到篮子里大摇大摆地走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哪个少女一有机会表现她的强劲凶悍，不仅不会被鄙视，她家的门槛反而会被媒婆络绎不绝地踩踏，很快她们就会在炮仗声中长大成人，紧接着成为饱经风霜、儿女成群的小妇人。相反，有另一些人，她们发育迟缓、眉目胆怯、举止拘谨，表里如一，这样的姑娘因其毫无出彩的相貌性情和言行，未到青春年华便开始贬值，被长时间的遗忘，等被人想起来的时候，她们已到时不我待匆匆廉价出让的年月。

老五，是这两类的中间人物。她一方面有令人喜欢的强劲泼辣、吃苦耐劳的一面，却又因其性情早熟、相貌壮硕而使人望而生畏。她没劳旁人，自己在十七岁之前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嫁到了山里。结婚后，她仍然喜欢回到娘家。她把她的小婴儿夹在腰下，悠闲地在堤坝上来回晃**。

在那件事发生两年多之后，我母亲才意识到我是个女孩子。她觉得有必要灌输给我一些卫生常识了。

我母亲是个借题发挥的高手，虽然，她不懂“借题发挥”这四个字怎么个写法。有一天，我们邻村有一个姑娘据说生了葡萄胎死了。我母亲在和邻居谈这件事的时候，提高嗓门痛心疾首地说：

怎么死的？脏死的！因为没把自己洗干净。

我的邻居大妈好奇地问：

什么没洗干净？

我母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

还有哪里，当然是那个地方了。

我直到二十岁，才明白葡萄胎跟一个人洗没洗干净并没有关系。准确地说，葡萄胎跟对我的教育扯不上边。

可是我母亲十分笃定地告诉邻居大妈：

她妈妈嘴皮子说破了，她都不听，怪谁呢？

就像她跟在人家母女背后一路看过来似的。

那时我已经偶尔能收到全国各地的退稿信了，我母亲想当然地以为我在“不三不四”了。有一次，她又开始旁敲侧击了：

我娘家有个不听话的女儿，和一个男人到树林里去了一趟，回来后被她老子活活踢死了。

她这话同样是说给邻居大妈听的，邻居大妈以一贯的大惑不解追问道：

哎呀，去一趟树林就踢死，太狠了吧？

狠，到树林里能干什么好事？

我母亲说话的时候，门前芦柴**里密密麻麻的芦柴，发出不满的嗡嗡声；太阳正待下落，它周体通红，像是害臊得很，和天际云彩搅和在一起，在远山处，它起起伏伏、暧昧混沌、不清不楚地隐于暗处。

男的被逮到，枪毙是肯定的。我母亲像去过刑场似的，落山的太阳使她更加笃定：

一枪对准头，脑浆淌一地。

可能觉得力度不够，又补充说：

要是哪个没结婚的姑娘干了那样的事，一辈子就完了。

唯恐达不到效果，紧接着补充说：就是不情愿，也没有好结果，一辈子也完了。

我母亲说这话时不带一点儿暴力色彩。相反，她满脸痛惜，对自己编造出来的谎言充满了伤感，似乎对自己不能扭转这糟糕的局面感到自责。我母亲，有她自己的程序，有她自己的法律，有她自己的宣判。不容怀疑。

我母亲从来不说出“那样的事”包括哪些范畴，到什么程度，一辈子又是怎么完的。是被老子踢死的，还是自己寻死的，或者是上天开了眼，一挥手像揪小鸡似的，揪住扔到江心里？在发布权威恫吓之后，她要确定我在偷听，并且全部听进去后，才大功告成般地停止这个话题。

因此，可以这么说，在那件事发生两年多之后，恐惧才被真正钉入到我的体内。每次看到母亲那笃定的神色，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悲惨人生的终点。我母亲制造的世界在真实的土壤里生长，越来越坚固。我有时会想到自己浑身青紫、满脸血污地被丢弃在荒郊野外；有时我梦见被无垠的麦田所覆盖，远离家乡，远离已知的世界，置身恐惧和羞耻之中。那几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克服这种想象对我的敲击，忙得不可开交。

同时，我一次又一次听老五讲她在芦柴**里赤膊上阵的经历。看着老五那快乐、自信的脸，听着那不知疲倦的笑声，我的大脑就短路似的模糊掉了。当时我还缺乏思考能力，在我母亲故意给我营造的戒律重重的世界和老五给我描述的**不安的世界里来回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