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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在我梦里复活后，我掌握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我觉得我奶奶在入殁的那一刻，她的灵魂如一缕轻烟从身体飘出，然后，每个晚上，到达我的梦里，为了她的口渴。我对未知世界有了一种深重的恐惧和敬畏，这种认识带着一种力量，它潜在我生命里，具备一种魔性、一种惩罚性，它让悔意一再到来。这悔意像一扇永不开启的窗户，死死关闭，透不进空气和阳光，让人喘不上气。

一种奇怪的德行在我身上产生了。我渐渐变得沉默消极、畏畏缩缩。既然暗中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审视着我，那么她迟早都会出来干预我、指责我。这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尚不清楚，我等待报应这种东西，我知道有。

我现在仍然记得电话那头轻微的叹息声，想起我对一凡倾泻而出的哭泣和忏悔，也想起他慷慨的陪伴和倾听，时至今日，我仍牢牢记得。

他说：许多人都在负罪中生存。一个好人不会意识到他自己是好人，而一个坏人，会从作恶中得到快感，而不是负罪感。当然，他还说了别的，但是，现在我能打捞出来的一定是最合我当年心意的话语。反复强调。

那天晚上，忧虑消散，画上了始料不及的句号。异乎寻常的安宁气息弥漫。我睡得极安稳，没有哭醒，也没有遇到奶奶问我要水喝。我此后一直受到那个安宁夜晚的**，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给一凡，开口说话。

我五岁入学。矮个子学生，性格孤僻，把在家不被疼爱的处境明明白白写在脸上。我从第一次跨进校门起，其实就把自己自动归为弱者的行列、受气包的行列、胆小鬼的行列。我得到了这种孩子应该得到的东西：嘲笑，冷落，红领巾被踩踏，本子上被画满乌鸦，拔河时被晾在一边，说句什么话一眨眼就被淹没掉。

这座学校，还有我两个表姐和我一起上学。第一次，当一个同学骂我妈妈的时候，我上去向表姐们求助。我的表姐，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告诉我：

有人挨骂，是因为她坏透了。

毫无疑问，她们是我们家庭战争的隐形参与者，她们的立场毫无悬念站在我奶奶那边。我一接触到她们的目光就知道她们指望不上。

另有一次，当另一个同学开口骂我奶奶的时候，我再次找到表姐，我奶奶作为她们的外婆，这回理应得到她们的支援，结果，她们仍然用她们的理论打发了我：

她说骂你奶奶，又没说骂我外婆。

可她骂的就是你外婆。

对着你骂就不是我外婆，对着我骂才算是骂我外婆。

母亲不喜欢我，家庭战争如此激烈，我又如此高调地拥护母亲，亲戚们也不喜欢我。

指望她们报仇雪恨怕是不能了。我们乡下骂人，一般都骂直系亲属，很少扯到外亲。而且这两个表姐人高马大，成绩优异，哪有人敢骂她们的外婆呢？我怏怏离去，以后，就算有人打肿我的眼睛，把我的胳膊拧成麻花，我也没找表姐们帮过忙。没有救星、没有同党，无能为力！混沌世界里唯有冷漠清晰异常。

有那么一些孩子，长着一张不合标准的脸，还不具备任何力量的时候就得接受无端的磨难。我后来见过一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我的兄妹们依偎在我父母怀里，目光炯炯地看着镜头，把他们的精气神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我站在前排右侧，头对着镜头高高昂起，而眼睛几乎没有看向镜头，而是看向天上。所以我厚大的嘴唇就更接近镜头，我的脸皮发暗，双臂笔直地垂下，身上像是捆着厚厚麻绳一样僵直，这可笑的姿态居然没人纠正。我的形象毫无保留地证实了自己是个不成器的笨蛋，无关紧要的傻瓜。这张照片是我平庸童年的最有力佐证，我的命运根本就毫无悬念。

拍这张照片的下午，我记得。那所房子、房子边上的滕萝花正三三两两地开放。一只鸡在地上刨坑，要抱窝了，我奶奶说。她挥动无力的双臂驱赶它。这些场景无法忘却，无力、忧伤，起先只是一个记忆，照相机使它变成画面，定格住。逐渐长大之中，画面里的困苦、画面里的硝烟、画面里小女孩卑微的渴望，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融入进来，使那个下午有了更多的意味，一再复苏，频频增添新的意味。

我是最想讨好母亲的孩子。许多年过后，我仍记得自己急于讨好母亲的心情。我对母亲的脸色极为敏感，为能和她保持一致而大费脑筋。她下地回来，我会第一个冲到她跟前，渴望她注意到我的想念。可事实上，我经常不能合她的拍。我小时候犯错误的时刻比任何孩子都多，我尤其喜欢摔跤，走着走着，即使是平地，也会扑通一声突然倒地，我经常吊着膀子的样子把母亲恨得牙根痒痒。三岁的时候，我在一个黄昏走失，天黑的时候还没有找到。父亲发动全村人打着火把在一米多高的玉米地里寻找，到下半夜才找到差点儿活活冻死在地沟里的我，我们家由此欠了全村人的情；七岁那年我端着油灯烧掉了母亲仅有的陪嫁——一顶蚊帐；家里一只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瓷坛也是我打碎的；直到我十四岁，割麦子时还割断过自己胳膊的动脉。

我母亲后来回忆我的童年，经常会提到“世上难见”四个字。“世上难见”概括了她曾经扣在我头上的多顶帽子：愚蠢、糊涂、没用、犟牛。我也对自己匪夷所思的行径充满遗憾，我怀疑我后来变成这个样子——披着始终怀疑自己的自卑的外衣，挂着一副警惕的面孔，在社会上晃悠，跟童年犯错太多以及惩罚太多有关。我尚能清晰记得的惩罚是被扔进了池塘里，池塘里淹死过好几个孩子。我那次犯的过错还真不算大，只不过摔跟头划破了一条裤子。我小的时候，村里每年都要不停地加固堤坝，使原本只是几亩地大小的池塘变成好几丈深，有好几个孩子在池塘边玩耍时，滑进去就再也没能上来，那个池塘后来直接被称为“夺命池”。我母亲一眼瞅见我裤腿上的洞，她三步并作两步朝我冲来。我的双脚先是迅速腾空而起，然后整个身体一歪，扎进水里。因为是歪着进水的，我最后一秒看到的是自己在水面上的一只往空中跷起来的红布鞋和一只张开五指的手，可是，鞋子和手都迅速淹没。我的手抓了几下，没抓到什么东西，身体很快不能自主。那柔软无骨的水，将我带向深处、远处、漩涡中去。没顶之后，我的嘴巴大张，不停地吞水，很快就喘不了气，紧接着我便神志不清。我后来听说，若不是一个蛮子不知轻重，扑下去拉我上来，我早就死了。这件事，那个蛮子的母亲一再提起，她不停地想用此来证明她儿子多么勇敢。可是她每每话音刚落，总有人小声地反驳，以此来证明那恰恰是她的儿子要打光棍的理由：

这种傻事只有傻子才干。

被拖上来的时候，是奶奶帮我换的衣裳。我蜷缩在她的**，迷迷糊糊地睡去，她坐在门口洗从我身上扒下来的衣裳，她用那个年代老年人特有的悲凉的调子，一遍又一遍悠长地控诉：

毒蛇啊，毒蛇啊！

那声音掩饰不住愤怒又是那么压抑，她既想向全世界控诉却又生怕那两只耳朵听到，那矛盾重重的声音带着无穷的哀怨，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可惜，许多年之后，我才记起这个哀怨的场景，感觉到奶奶那无尽的忍让和软弱里面包含的深切的爱。

我长大后才渐渐体会到下沉时的惊恐。我现在还保留着对下沉的知觉，有时还偶尔会恍若在空中急速坠落，那是不能控制的记忆和感受。

在我被扔进池塘之后不久，我亲眼看到母亲和奶奶因为我而有过一次短兵相接。

有一天，我姨奶奶从山里来我家做客，母亲示意我到奶奶家去玩，耳朵要竖起来听她们在说什么：但是不要插嘴，听到之后来告诉我。

对于母亲分派给我的任务，我向来都自觉自愿执行，渴望超水平完成。我是我母亲的战士。我生来不知为何而战斗，但我明白母亲需要我战斗。当她被爸爸打了之后，她会告诉我们挑拨者是谁。当我们家没钱买米的时候，她会恨恨地告诉我们：

那老货有许多金银首饰不给我们。

我经常不正眼看我的奶奶。她三寸金莲，头重脚轻。下坡捡柴禾的时候，经常会跌倒在地，呻吟不休。我不愿意看她，我怕她那摇摇欲坠的形象会消耗我的战斗力。

那天，天气很冷，我看见自己嘴里哈出的白汽。我的手指头个个肿得像萝卜，想放到裤袋里都塞不进。太阳惨白惨白地吊在那里，风像刀子一样往我衣领里钻，我在奶奶屋门外足足守了两个多小时。有时能够听到里头的欢声笑语，有时能听到她们唉声叹气。有时她们声音很低很低，有时有几个词很响亮。没有确凿的收获我不敢回家。时间一久，我失去警惕，把屋檐下的小脚暴露了出来。我奶奶一见我立刻向我招手，我一进去，她就塞给我一块糯米糍粑：

吃了再出去，别给你哥看到。她转过头告诉我的姨奶奶：

有什么好东西都背着这小可怜，这小可怜也是那毒妇的眼中钉。

一块糍粑下肚，我心情甚好，有了回家的渴望。一进门，我母亲迫不及待地问：

她们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