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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自杀未遂后不久，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父亲干起了木材买卖。我们家乡并不盛产木头，只因为有一片方圆千亩的芦柴滩，靠着长江，运输方便，成了全国各地木材的中转站。我父亲这些年轻力壮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二道贩子，发了点儿小财。引得许多山里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闻讯而来，投奔到我父亲门下当徒弟。

最早到我家的是我姑妈的小叔子的儿子。他原本住在几十里外的蒋家湾。这个所谓的表哥，小名叫大头，长得矮胖，头发茂密，才十九岁，可是老气横秋，一副见过世面的派头。事实上，他也只是到我家来的时候途经县城，看见过几幢高楼而已。据他自己说，城里人很讲究营养，花生米生吃才有营养。每天早上，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专心致志地剥花生吃，直吃得嘴唇两边全是白泡泡，才拍拍手，站起来。

我父亲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够发达，桃李遍天下。他安顿这个表哥的手法很潦草，让他挤到我和我哥哥睡的那张小**。直到后来他的亲侄子亲外甥们也纷纷投奔时，他才新盖了两间房，专门让徒弟们睡。

因为他是隔着的亲戚，我父母对他很客气。收种的季节再忙，如果他不主动要求，也没人指使他干活儿。毕竟，他是来学做生意的。他也拿捏得很得当，吃完饭会说：你们慢吃。早上起来，会说，舅舅，有什么活要干吗？

一开始，我是兴高采烈的，比其他人都激动，家里来了客人，我父母会装出和睦友好的样子，敌对和仇恨会挪到更深的夜里去，白天呢，拿出来的是两副斯文客气的面孔，对我自然也比往日仁慈得多。我要是打碎了一只碗，我母亲只会温和地嗔怪一声：

这粗枝大叶的丫头。等到没人的时候，才会恶狠狠地补一句：

贱货，你等着。

“等着”并不见得每次都兑现，但“等着”像一把正在摇晃的利斧，随时会砸下来，使我走路都缩着脖子，时刻处在一种胆战心惊之中。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后迷迷糊糊地穿着衣服，脑子里还没清醒过来，我母亲拿着一把扫帚过来了，对准我还没来得及穿裤子的小腿“啪啪”两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了。我疼得跳了一丈多高，却忘记了哭。突然挨这两下子，使我感到大惑不解。我懵懵懂懂地穿好衣服，一瘸一拐地走到大门口，满目茫然。太阳的初光穿过银色的水塘，穿过一排倒柳，洒在窗玻璃上。我父亲正从堤坝上挑水，他看到我早早醒来，发愣地看着江面，朝我投来疑惑的一瞥。我的嘴撇了撇，正想哭，我母亲一声断喝：还不去刷锅？

那天早上的突发事件就匆匆忙忙结束了。

到今天我在叙述中才突然明白，那天早上，母亲在兑现自己的诺言。

表哥要长期住下来，对我自然是大喜事。我的确因为这位表哥的到来过了几天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可是时间一长，明眼人就看得出，我是这家里最讨嫌的孩子，最可被忽略的孩子。大头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客气和小心，但也没有变得更凶。如果用现在的话，我想应该是更放松、不拘束，带着隐隐的嘲讽。

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惊醒。片刻之后，我意识到有比被子更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那个男人在啃我。他的嘴巴差不多到我的肚脐了，我感到腰上湿漉漉的，我还感觉到他的牙齿磕到我的小肚子。我心里一紧，但是没有动。为什么不敢动，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触及这一点。他不知道我已经醒了，一只手伸向我的两腿间，我的腿已经情不自禁地绷紧了。他显然没意识到这是醒来的表现，一只手伸不进去，又使上了另一只手。我不敢用更多的力气，我怕他知道我已经醒了。接下来好几分钟的时间，我就那么装着，就像一个看守菜园的人，亲眼看到猪拱破了篱笆，啃起了庄稼，明明是他的职责，他正在看守的菜园子，他却没有站起来把猪赶出去。不解之谜。

他的手猛地插进去的时候，我紧缩住身体，号叫了一声，后来一切就结束了。

不，这不是全部事实，全部事实在那么暗的夜里，在那么深的夜里，怎么能够搞得清呢？强烈的恐惧感攫住了我，不能呼吸。仿佛呼吸就是犯错——如同没到过年却胆敢要一件新衣裳。

那张**，还有我的哥哥。我的号叫（如今想来不过是一句低微的呓语）结束之后，我便一动不敢动，气也不敢出，唯恐大难临头。对方也停止了动作。我听到哥哥轻轻的鼾声，不，我甚至能听到隔壁**妈妈的鼾声。还听到妈妈怀里的小妹妹在磨牙，我爸爸当时没在家。我摸到了蚊帐的一角，我捏紧一块丝网，手指甲透过丝网扎手心，生生地疼，可我不敢放手。手里没有东西，令我感到孤单。

过了很久，到底多久，我根本没有时间概念。我只记得我敢睁开眼睛的时候，一下子就留意到了窗外的月亮。那天晚上月光很亮，有只长歪了的小树枝在窗户外头，摆过来一下，又摆过去一下。那影影绰绰摆动的枝叶，都印在我的记忆里，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那个男人，第二天在饭桌上还帮我搛了一块肉。他说：二子，吃！

就像他这么一筷子，昨晚就被抹得一干二净似的；就像那么一筷子，我的地位就高了似的。跟头天晚上一样，我也没敢有任何反应。我眼皮朝下，像个饿死鬼一样一口把肉吞进嘴里，囫囵几下，咽下了肚。

到了晚上，我不怎么情愿上床了。我磨蹭着做作业；抢着去洗碗；洗脚水都冰凉了，都不肯把脚从脚盆里拿上来。最后，其他人全上床了，堂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洗脚水倒掉了，我没有留在堂屋的理由了，可是突然我的身上开始痒起来，总觉得衣裳里有个什么东西，像是路上的茅草，又像是一只小虫子在我身上爬。我哎哟哎哟的，有时觉得有一只手在我胸前，有时它又在腿上，我前后上下地跳来跳去，拍拍打打，打得屋子里全是我的噪音。我母亲被这声音弄烦了，她在里头骂开了：

煤油不要钱买啊？

我没有动。

我母亲不得不加重语气提醒我：

皮痒了？

我只好端着油灯去茅房，蹲了一个多钟头什么也没拉出来。我现在完全不记得那是几月，我蹲在茅房里似乎没感到冷，只是四肢沉重、口干舌燥，两腿打着战儿，我回堂屋的时候，油灯里的油已经快干了。那微小的、像萤火虫一样的火苗还是惊动了没睡踏实的母亲，她发现我居然还没有睡，压住火头问我不睡觉在搞什么鬼，我没法开口回答她。没有答案的行为使她没法好好睡了，她从**爬起来，到了堂屋，一眼就发现灯油快干了，她走到抖抖霍霍的我跟前，甩手给了我一个嘴巴，她说：

不长记性！

对她这一巴掌给予权威的阐释。

然后，她一口吹灭了我的油灯，命令说：

摸着去。

她自己倒是先摸索着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继续呆在堂屋里，无声地抽泣起来，眼泪和鼻涕沾到手背上，擦了又擦，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出来。油灯的光亮消失后，母亲的鼾声响了起来。我继续在堂屋里待着。出于自尊，我没有坐到板凳上，腿很酸，我间或用左腿蹭一蹭右腿，或者膝盖弯一弯。后来，没有那么多的眼泪了，也不愿意动脑子了，我麻木地直挺挺站着。

那天夜里，风大。门口的晾衣绳上晒着一件围裙，一会儿被掀上去，一会儿被甩下来。后来大地开始动**，一会儿往左歪，一会儿往右斜。

门缝里一线光挤进来，鸡笼里的鸡开始扑扑叫，那个做了亏心事的人悄悄起床，经过堂屋的时候假装打着哈欠，没有看到我。他拉开后门，进了茅房，我这才摸索着上了床，倒头睡去。

接下来数日，我胆战心惊。

秋收的时候，棉花一捆一捆往家里放，堆到屋梁的时候，我母亲就挑到邻县轧花厂去卖。有次母亲一大早出门，天黑了都没有回来。我可以睡到她的**——搂着我的小妹妹。门关不严，外面有搭扣，能够从外面锁起来，从里面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