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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不了楼下的麻将声。我母亲，和邻居们在楼下客厅打麻将。
你母亲，她知道你今天不舒服吗？
是的，她知道。她知道我每天都不舒服。
你可以请她不要打，或者到外头去打。他的嗓音突然提高，变得果断而坚决。
马上就说，现在就去说。
仿佛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同盟、一个战友。某种东西朝我袭来，满含着无法表达、难以忍受的温情。
在潜藏的委屈里头，也潜藏着自责，潜藏着对委屈暴露在外的不安。一个跟我的生活完全无关的人，他站在旁处，表明他的态度。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在不知不觉中被置换了身份。“信”从此开始。现在，我深表怀疑之事依然很多，不，较之往日有增无减，但是这一瞬间，“信”如同一个物体落地，掷地有声，令人为之震动。
关于抑郁，我当时未曾认真思考。其实我的家族早在三十年前就出现过自杀的先例。我伯伯在婚姻发生变故后，选择上吊自杀。我家老宅的厨房屋檐低矮，大人一进去头就能顶到屋顶。他把自己吊在屋檐上之后，双膝弯曲，抵住水缸。死后他的头深深地垂在胸口，脖子拉得老长。那样的死，令人毛骨悚然。我没有见过他，他一张相片都没有留下，但是那求死的决心和意志使我敬佩和心酸。而我的爷爷，在儿孙满堂、衣食无忧之后，也选择服毒自尽。我的父亲，如今一想到那张愁苦的脸，我就清楚，他一定也是抑郁症患者。在我们那个地方，没人知道什么叫抑郁症。我们的世界只有两种人：正常人或者疯子。这么说吧，我伯父死之前，已经有一年不会笑且睡不着觉了，即使他死了，也不会有人明白他需要治疗。对生活的无望也是疾病的一种，唯有死才能将其医治或者中止。我们这个家族是腼腆羞涩的，从来不正面谈论自己身上这些不怎么体面的话题，更不会表白什么爱与体贴。逢年过节我们不祝福，不给老人敬酒，不交流内心的东西。欢欣、爱、满足，这些我们也不说，小孩子如果要泄露就随他泄露，大人不必理会。新鲜的东西我们不习惯。我们向来沉默。
就像此刻，我拒斥着母亲快乐的干扰，但我不声张，不会跟她说，请你小声点，你这样使我难受。我不暴露，没法开口。
我跟一凡提到不能容忍太阳的时候，母亲和我一起生活已近三年。我第一次从乡下到城里，是十八岁。而我母亲要晚得多，她快六十岁了才来到这里。跟我不同，她有落脚点，住现成的房子。而这些，是我用十年的青春和血汗为她开辟的。母亲适应得很快，她帮我料理家务，做饭、拖地。她身体好，家务做得快，到了下午，她会约一帮阿姨回家打麻将。每年年底，我会给她一大笔钱，数字远超其他子女。因为照料我的缘故才如此丰厚。事实如此，但不点破。
关于母亲，我在另外一部小说里写过。我写她怒气冲冲的模样，骂声直冲云霄，把她暴躁的一面兜了个底朝天。但是那不全面，是带着情绪、带着恨写的。乡下的母亲们都这么干。她们的巴掌从来不吝啬挥向女儿的脸颊。那脸颊不珍贵，没什么忌讳。我许多童年好友的脸也被扇过许多次。有时候事先被警告，有时候突然而至。被扇过的姑娘们躲到没有人的角落，抽泣一小会儿。我们抽泣的时候能听到外头的小孩子在捉迷藏。那快乐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屋里屋外，恍若两重天。不过，因为惦记着分派给自己的任务，姑娘们会擦擦脸上的眼泪，把刘海往下压一压，尽量遮住红肿的眼泡，从角落里走出来，走回家务中来。我们从来没有交流过被扇耳光的羞耻和愤怒，我们明白轻重不一的耳光带来的感受是一样的。但从来不说，眼神交流也不敢，那样只会使羞耻感扩大和外化，我们让它尽快过去，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不过，掺杂了谎言的气球最终会爆破。在一本书里，我母亲不再是被我定性为罪恶和不负责任之人。她在书里脱离了我，建立了自己的地位，甚至被某位阅读者特意著文分析过，笔调充满同情和怜悯。今天，既然要写一本诚实的书，我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母亲，即使她有理由被恨，同样也有理由被爱和被尊重，现在，我对此了然于心。
再次通电话是一个月之后。一凡小心翼翼地问我好点没有？他的记忆停留在我不安稳的情绪当中。
在此期间，我去了两家医院。两位专家的诊断结论一致，给出的治疗方法也差不离儿。但是我有抵触，我不接受使用抗抑郁的药物麻痹神经，更不屑所谓的心理疏导——面对职业性的面孔一层层剥开我的皮肉，任由他们切割。我有极强的防备心理。治疗无果。
简单点说吧，快乐和幸福被抽离，它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不见。向往和幻想枯竭了，丧失殆尽，厌世之感与日俱增。每每揽镜自顾，我都不能掩饰对自己的恶感。平庸的脸、肿胀的眼睛、粗硕的躯干，我对这副样子产生深深的失望。就这模样还有资格得到爱，看到阳光开怀大笑？还不如早点死掉。
这种念头一经产生，如同江水漫出堤坝，一再冲撞，不休不止，时时刻刻在我脑子里盘旋。这是隐秘的呼唤，从遥远的心底发出的呼喊，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每天晚上我睁着眼睛迎接黎明，到了白天则浑身乏力，怏怏地、寂然无声地缩在**，四肢沉重。远方的世界、市中心的钟声、元宵节的花灯、厨房里的香味，一切都使我厌倦。似乎只有绝对寂静无人的地方才是我的去处，唯一的目的地。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滑落，抓不住依托。每每孤独的气息填满整个房间的时候，悲伤开始登场。它像一团黑色的圆雾状东西，从脚后跟进入到脚心，毫无羁绊，慢腾腾往上游走，我静静地感受着它，直到它来到胸膛，然后到达喉咙。我有一种强烈的号叫的愿望。号叫，既是帮助悲伤达到顶点，也是对悲伤的抵抗。再过一会儿，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的号啕。胸腔里郁结的所有东西都随着这一声久长的号啕向外消散而去，我从中获得某种短暂的满足感。为什么许多抑郁症患者愿意选择从高处跳下去，我想那样一来，伴随着毁灭的一定还有生命的启示。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如此奇妙，让生命染上了死亡的色泽，使阳光如此不能容忍，使生显得如此悲壮。那段日子，站在五楼的阳台上，飞身跃下的冲动一再撞向我的胸口。那个行动没有实施，我为继续逗留尘世感到难堪。我认定这是生命最合理的终点——一跃而起，奋勇而下。
这是迟早的事，自然到来。我在等待。
一凡再次打来电话。一切为之改变。
七年后，为着这种相遇，我有写一本书的想法。在此前完成的一本书里，我写的是故乡。有个人读后告诉我说：你对家乡，对过去，一直没能原谅。他提醒我，一个不原谅的人是不会幸福的。
这是个令人奇怪的发现，我不知道自己没有原谅什么。我不认为恨过去对我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我不想把过去带进未来，从我十八岁跳上甲板的时候起就把人生一分为二了。可那位老练的读者发现了这个秘密，一本书就是你灵魂的一个窗口，它关不住你想藏匿起来的秘密。
现在，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原谅。我想写一本对生活有全新认知的书，关于宁静和勇气。我将不用华丽的辞藻来干扰他人的感受，一本书诚实与否，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不玩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