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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帮我喊医生，都巴不得我死呢！

我当时是多么相信她的话啊，相信她的眼泪，相信她认定的结论和评判。对奶奶拉我的手，我不耐烦地推了一下，表达愤慨。

我奶奶去世前的那天下午，我坐在堂屋里看书。我听到了奶奶的呼喊，我没有动。我被某本书里的某段情节迷住了，不，这只是我二十年后在描述这件事时的说辞，我并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动。我以为她会停下来，可是她仍旧在喊：

二子，给我倒碗水。

如果说，第一次我没有动，没有任何意图的话，这一次，我开始有意识地装聋作哑。当她第三次的呼喊响起时，我干脆挪到了屋檐下。在我以为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会老实下来时，她的声音还是钻进了我的耳膜：

二子，给我倒碗水喝啊！

那已经不是呼喊了，那简直就是哀求。这一次，我逃到了邻居家门口，但是，我奶奶，那固执的哀求的声音仍旧一遍遍地传来：

二子啊，给我倒碗水喝吧！

为了逃避这纠缠不休的声音，我站起身来，下了堤坝，走向芦柴地。三月的芦柴刚刚淹没到大腿，只要踩倒一根，就会发出清脆的咔咔声，我在密密麻麻的芦柴缝里左冲右突，远处要下山的太阳的光芒，把江面染得血红一片。大人们都下地去了，除了偶尔几声狗叫外，堤坝上下都空****的，天地间悄无声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许多记忆都已丧失。但是那个下午，我站在芦柴地里，在随风摇摆的芦柴苗的上方，隔着高高的堤岸，我清晰地看到在那间昏暗的小房子里，墙壁上铺满了青苔的砖墙屋里，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正等着一碗开水。等待无休无止，徒劳无益。

那天。在堤岸上，有个挑土的男人看着我一步步往外逃跑。这个男人年约四十岁左右，或许更年轻些。他身板结实，眼角皱纹多，眼睛里满含笑意。这是个没有来历的人。我们喊他：侉子。有一天，他昏倒在沙滩上，被好心的人施舍了一碗稀饭后醒来。为了不让他冻死，有人抱来一捆稻草。后来，这捆稻草成了他的家。稻草上后来搭了棚子，棚子里渐渐有了些衣物，虽然破烂，但有了暖意。他渐渐康复之后，开始帮人挑土打地基。长江越涨越高，我们的堤坝总是嫌矮。每个冬天，大人们不得不顶着寒风，把江边的土挑到堤岸上，加高我们的堤坝，预防江水越过，淹没村庄和庄稼。这个从天而降的人，他帮人干活，只管饭，不要工钱。他很受欢迎。歇工的时候，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孩子们经常凑到他跟前听他说话。他语速匀称，音调柔软，完全不是我们江心洲式的简短和用力。后来，我们也说。我们会问他你从哪里来？你妈妈呢？你的头发真乱，你的衣裳真脏，你这个人真坏。我们说的时候，他茫茫然但满含笑意地听着，然后他也一大串一大串地说。我们各说各的。谁也听不懂谁的。末了，我们累了，或是其中某个人绷不住，笑出声来为止。笑是通用的语言。我们都快快活活的。江心洲的小孩子都喜欢和他玩这个游戏。玩了许多次，乐此不疲。那天，我对奶奶的呼喊置若罔闻的时候，他全程目睹。我经过他的时候，他盯着我，嘴里叽里咕噜不停地说着。我至今无法还原他的意思。

但那天我们没有重复那个好玩的保留节目。我避开他的眼睛，逃到一旁。

后来的某一天，他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进门的时候，那个垂死的老太太已昏昏睡去。她仅剩的儿子——我父亲正在帮她擦洗身子。我站在房门口，刚一碰到父亲柔和的眼神，就知道奶奶没有告我的状。我搞不清她是没有力气了还是根本不想让我受罚。我当时更相信她快死了，说话太费力气，才没记我的仇。因为我母亲三番五次地告诫过我们：

你奶奶，心肠毒得像蛇，心里没有儿女。

我牢记此话，从未怀疑个中真伪。

晚上妈妈从地里回来的时候，我讨好地上前告诉她：

我没倒水给她喝。

原以为妈妈阴沉的脸色会缓和起来，至少表扬一下我的立场，但是她看都没看我一眼，不耐烦地吐出三个字：

去去去。

当天夜里，奶奶死了。

令我意外的是，我母亲，是那个送葬队伍中哭得最响亮的人。不，我这么说会导致歧义，我母亲，是那个葬礼上忏悔得最彻底的人。她几度咆哮着冲向棺材，闭着眼睛去撞击棺材，历数自己的不是，称自己是世上最大逆不道的人。她的眼泪鼻涕搅和在一起，构成了我童年最不可思议的一个记忆。就像夕阳西下时的打麦场上横着一把扫帚，它扫净了打麦场上所有的落叶和灰尘，自己却被一块黏糊糊的散发着温度的猪粪粘住了。沾染了残留的粪迹的扫帚，孤零零地杵在那里，别扭，刺目。我一下子成了单兵作战的坏蛋，感觉自己不是站在人群里，而是站在一个坑里。这个坑里没别人，只有我一个，孤孤单单。

一年之后。有天夜里，我奶奶突然回来了。她倚靠在她自己的**，穿着惯常穿的土布褂子，头皮披散着，就像她临死前一样。我看见一只虱子在她的额头爬，我赶紧上前，想捏住那只虱子。她虚弱地看着我：

不要紧。二子，你去给我倒碗水。

好的，好。我干干脆脆地回答她，动作迅捷地跑去厨房找碗。可是奇怪，厨房里比往日干净了许多。没有碗、没有勺子、没有瓢。怪事怪事，我急得来回撞。我想起来堂屋的茶几上也许会有杯子，但茶几上也空空的，什么也没有，那只摔得瘪塌塌的瓷缸子也不见了。我赶紧跑到房间，我告诉奶奶：你不要急，不要急。我再去找。

她看着我，摇摇头，意思是她不急。她说不要这么慌，小心点，别摔着。我看见她的眼睛里充满爱意。她的脸色苍白，两颊瘦得没有一丁点肉。我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端详过她，她的嘴唇因为缺水而发干。我心里急，没等她说完，又急急忙忙地跑开。我看到一顶草帽，可那盛不住水；我看到一个漏斗，更盛不住水。堂屋里有晾晒在那里的棉花，有一堆干柴，可是没有杯子、没有茶缸、没有脸盆，原本挂在屋檐下的一只干葫芦也不见了。只有板凳，只有桌子，只有筷子，只有铲子。石灰墙上钉根钉子，钉子上挂着一只书包。堤坝下有月季开放，有万年青、有梧桐树，有满江的水在静静淌着，可是没有碗，光是些盛不住水的东西一直在眼前晃，晃得我满头大汗。我到处扒拉，在藤萝筐里扒拉、米缸里扒拉、床底下扒拉。我只扒拉到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几只掉了帮子的塑料胶鞋、一截铁丝、一根钉耙，还有些沉睡的灰尘，它们被我扒拉得四处飞扬。

突然之间，我醒了。在黑暗里，躺着。没有奶奶。我不再寻找碗或者盛水的工具。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梦，我从梦中看到了一个愧悔交加的自己。我赶紧闭上眼睛，渴望再度回到这个梦境。

我没有如愿，我比那一年的任何白天和黑暗都清醒，我回不去了。我泪流满面，在黑暗里无声地抽泣。

不久，我再度见着奶奶。这一次，我找着了一只碗，我惊喜交加。我举着它，对奶奶说，我有碗，你等着。她看着我，嘴唇裂开，但她仍然笑着等着。我举着碗奔向水缸，我的老天，水缸里竟然没有一滴水。

我奔向热水瓶，热水瓶是空的。我奔向长江，我健步如飞。可是，我跑得越快，长江的水位退得越快，江滩在无限向前伸长，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长那么宽的江滩。我拼了命地跑，几乎快要扑进长江的时候，我醒了。

还有一回，我做到了。我捧着冒着热汽的水，站在那里，等着。可是直到我醒来，奶奶始终没有来。她没来喝我的水。

命运那么捉弄人。要么就是没有碗，要么就是找不到水，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碗或水的时候，奶奶不见了。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奶奶还在急巴巴地等着我的水，我却什么也没做，突然醒过来。我无声地哭泣着睡去，渴望再一次回到那个情景。二十多年来，我一次也没有如愿过，一次也没有！

这是我半生中的大事，找到一只碗，或者倒一碗水，看着奶奶喝下去，这成了永远无法完成的愿望。

我语无伦次哽咽不止的时候，一凡一言不发。哭吧，哭吧。等到我的声音渐渐停歇时，他告诉我一件事，他七八岁的时候和几个伙伴逮到一只乌龟，然后将其架在火上，活活烧死。我拿不准这是不是他编的故事，用来安慰我。不过，正是“倾听”第一次传输给我一种全新的力量，那种具有颠覆性的温柔全部通过那个听筒传达给我。二十多年来，我都在等着的惩罚就这样被化解：说吧说吧！好了好了！他仿佛站在我的头顶，看到我的疼痛如轻烟升腾，就像我今天回想时也能够看到的那般。可当时我惊讶不已，居然有人知晓、愿意听闻，关于我深陷困境，正在阴暗、不可周转的地方承受的不可名状的折磨。

不过，我对母亲的恨不是从那里开始的。我年少时无数次哭着醒来的时候，怨恨并未掺杂其中，只有悔恨如影随形。直到有一天，我已结婚成家，病重卧床，母亲来照顾我。有一天早上我还在梦境里苦苦寻找水而不得时，听到母亲在楼下发出欢快的笑声。她被电视里一个小品逗乐了。她一无所知，她不知道我整个夜晚都在奔跑，为找一只碗而疲于奔命。她的笑声悠然自得，就是那样的笑声击倒了我。我的身体渐渐开始发抖，牙齿打起架来。不过。在见到高中生的DV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对母亲的惧怕呈现在人前居然是如此模样。大逆不道，如此丑恶，自己都生厌，生厌。这就是认识一凡时，我对自己、对生活、对房屋、对声音，对一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