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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至此，这两年里，我的抑郁症状在没有药物治疗的情况下保持着稳定。不过，我的失眠症以及失眠导致体质和神经极度衰弱的现象却没有什么改善，状况并不乐观。这两年里，一凡对我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几乎都了如指掌。他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会越来越看不起我，他一如既往。我的叙述其实充满着矛盾，因为羞耻，因为勇气不够，有点地方遮遮掩掩，藏头露尾。但是，他从没有质疑过我：是吗，真的吗？你确定你没记错？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口气。从未曾怀疑过我。

他信我。他给我绝对的信，没有条件的信。我也信，我信他如我期待般地信我。这两种信同样来自于生命深处，来自于理智之外，来自于心灵内最柔软最混沌的区域，连我们自己也不熟悉的地带。

他持续地消除我对外部世界、对他人、对生活、包括对他的戒心。他像一个舞台的总监制，让我像旋风那样跳跃着表演，他让整个灯光全部覆盖在我身上。无论我演得多么糟糕，他从不曾批评。每一个新动作、新台词、新情节，他都耐心地认真观赏；每一出终了，他都表示接受、表示支持、表示理解、表示欣赏。是的，你是对的，你说得没错，是的是的，我能感受到你的委屈，是的是的。

向来如此。果断、决绝的信任。

有他的世界不知不觉有所不同。

我开始不由自主思考这些问题了：

他在我的生活中真的不可替代吗？他真的具有他人不可比拟的品德和眼力吗？没有他，我的人生真的只会堕入深渊吗？他意识到自己对于一个陌生女人的重要性吗？我回想认识他时的状态：那样的孤寂、那样的偏激、那样的保守和胆怯，居然能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得到最佳的理解和认同。对话可以复制，但感觉不可重置。总之，他的思想渗透到我的内心，透过我颇为狭隘的生活，敲击出一种全新的节奏，使我急速向下的态势发生了变化。

因为重新回顾，也由于他的重新诠释，我心里的故乡慢慢变了颜色。原本那些司空见惯的麦田，那银灰色的松林以及熠熠闪光的江水，那些记忆里平庸的地方，像是被撕开了一层纱布似的，脑子里的画面也由黑白转成了彩色电视一样，色彩鲜艳起来。尤其是原本没有认真留意过的东西，也从记忆里翻腾了出来。那只在屋檐下筑了巢的燕子，跳跃着进进出出，那明晃晃的曲线优美的沙滩也在记忆里活了起来，多年前在沙滩上咕嘟咕嘟肚皮直抖的一只青蛙如今也那么可爱。一种强烈而深沉的情感由衷地升起，一种类似于归属感的东西进入我的心里。

认识一凡两年多后，在一家书店的现代文学专柜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的封面是一种平板的白，书名小小地贴在书的右上角，刻意不引人注目的模样，这种设计毫不醒目，这样的作品注定只能等到少量的读者。在这个恨不能舍命逢迎的年头，还有那样后退的姿态，生怕被人注意到的拘谨的作品，很快吸引了我的眼球。

诗集扉页上的作者简介几乎也没有透露什么信息，更没有照片，更让这本书呈现出不合时宜的严肃劲，表现出对于喧闹世俗人群真实的惶恐。正是这种严肃劲儿使我产生了兴趣，我打开了这本诗的后记，只看了一行，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我凭借那里面的悲悯认出了他：这是他的诗。

我回到家，在网上搜索起来，果然，诗集上的名字是他的笔名。我这才知道，诗人是他编辑之外的另一个身份。知道这个事实，最初对我颇有打击。我向他和盘托出，却连他是个诗人都不知道。但是，回想起来，他也没有刻意隐瞒，他和我通电话的大多时间是在抚慰我，而不是对他自己的推介。也正是如此，我们的关系才始终维持在最初的状态——倾诉者倾诉，倾听者倾听，各行其是、各尽其责。

有位诗人说，诗歌是灵魂的影像。一凡的诗集表面单调、朴素、内敛，像一个古怪的老头，而数十首诗作风格各异，隐匿着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那本诗集至今在我的书柜里，和其他的书并排竖在那里。外人若想找到它，真会费些周折。但是，每次我打开书柜，第一眼准会与它相遇。我偶尔会翻一翻，打开其中任意一首诗，读上几行，然后轻轻合上，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

至此，有许多问题盘旋在我眼前：他家庭幸福吗？他去过哪些地方？他的童年在哪里度过？他喜欢哪种女人？他是什么党派？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自始至终一直在倾听我的人，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我也应该给予他必要的关怀、理解和爱。现在想起来，这仍然是可笑的。在我身上，简直就缺失对他人的理解、关怀和同情。我活到近三十岁，才第一次懂得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想问题。

关于我那么多的问题，他一句玩笑就打发了过去：

哟，你也会关心别人了？

关心别人，愿意为别人做点事，哪怕仅仅是指个路，都能够发自内心的欢喜，这种感受对我的确是稀有的。虽然稀有，到底被我捕捉到了。我不能说此前自己就一味的自私，自私到人人都想逃避的程度，那倒也没有，而是，我对诸事热情皆失。从来不认为自己对别人有什么重要性，除了那种公共道德，比如献血以及在公共汽车上让个座什么的之外，我真不认为自己算得了什么。对，认为自己无关紧要，怕自己闹笑话，觉得自己是入侵者，总想着退后一些，这种意识阻碍了我。现在，这种障碍慢慢消失。有意识地关心他人，想为他人做点什么事，的确是认识一凡之后的我的变化。为他人做事的愿望逐渐强烈，因为那里头有一种被需要的欢喜感。这种欢喜感与往日的喜悦迥然不同，它是自上而下的笼罩和覆盖。发自内心的关心别人，从关心别人当中体现到自己的价值，竭尽全力帮了别人的忙，感受到别人的谢意和友谊，这种喜悦绵长、单纯。这样一来，生活那种平板、狭窄的空间似乎被拉大了。

三年之后，我有次去一凡的城市。办完事，离飞机起飞还有一点时间，我坐出租车来到了他单位门口，我静静地待了一个钟头，又重新坐上车去了机场。

那张日后屡次重新打开的照片，也具有许多新的蕴涵。他静静地站立在尼泊尔的草原上，在一片碧绿之上是蓝荧荧的天，他固定在洁净的天地之间，像磐石一样坚定地守护着我。在我们三年未曾谋面的时光里，一凡的目光——原来只是看向镜头的目光，已经看向了我。温柔的面容闪耀着越来越强烈的光芒，智慧、自信、勇气和慈悲。这目光看向了我不堪重负的往昔，这目光是纯洁的、友善的、带有决定性的支配力。我当时害怕这种目光会突然改变，更温柔，或者变得冷酷。谁能保证他可以一如既往地保持原样呢？我想象一凡，他行走，他说话，他吐烟圈，他大笑。这些动作如此生动地在我的记忆里演练，我没有勇气将之带入真实的领域。我被他炫目的火焰灼得睁不开眼，拒绝看到他的真实面貌。这样完美的人，我不能够和他共处一室，不愿忍受他有一丝一毫的破绽露出来。

我缺乏自信和勇气，自信和勇气在我是绝对稀缺的东西，需要时间慢慢积攒。

十三岁。我被圈定了。表面上，我是那个读书很猛，到处投稿，端着一副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架势的姑娘。从小没有说话的权利，同龄姑娘们的闲谈和玩乐，也不合我这个心思过重之人的意，我对过于轻松的氛围都有抵触情绪。我习惯缄默不语，倒不是不喜欢快乐，而是害怕快乐和痛苦不断地切换造成的反差。轻松愉快的时候那么少，偶尔有之，没等我进入状态它就结束了，父母长年累月剑拔弩张的争吵和冷战制造的不快则长久得多。我对待人事的态度与一般人有了显而易见的区别，越是有人说我古怪，我越是把自己往古怪里搞。他们说女孩子穿什么不好，第二天我准是想方设法地搞来穿。我记得我有一套西装。那年村上流行穿西装。年轻的男孩子们，一人一套。衣裳烂掉了商标还贴在袖口。我也买了一套。我剪着短发，穿着西装。倒很英姿飒爽、神采奕奕。不过是万分不合时宜的，我是个古怪姑娘的名声已经被全体认定了。它绝对不是我的标签，相反，我才是它的标签，我使古怪这个词栩栩如生，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无非使这个词的含义得到延伸罢了。十三岁，我就接受了这顶帽子：我是一个古怪的人，不合群的人。但是，关起门来，睡在**，为得不到众人的认同和重视而沮丧苦恼的也同样是我，我想那是我跟这个世界之间最初的困境。

被爱和被重视对一个孩子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如果一直觉得自己缺少爱，这种失落究竟对人的成长有多大的损害？我不知道其他被忽略被鄙视的孩子是如何解决爱这个问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爱，一直是我的虚构。有一次，我想象他们失去我了，我像我的奶奶一样，笔直地僵硬地躺在竹**，我想象他们痛不欲生地哭喊，追悔莫及，我的灵魂站在一旁，目睹那悲痛欲绝的场面，那涕泪横流的情景，许多次我被感动得鼻子发酸。这些想象逐渐形成了一个世界，我在这个世界里不那么孤独和饥渴。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下过地回来，烧好晚饭，天跟往常一样黑了。捧着饭碗，母亲晃到门口，邻居们也端着饭出来了，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堂屋里的油灯被风一吹，晃了几晃，透出一点点儿亮，每个人的脸，在暗影里，彼此看不清，凭着呼气和咀嚼，才知道谁站在谁的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