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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我坐船从乡下来到城市。我出来的时候，“不信任一切”这个特质就随身携带了。从那艘渡船开始，我就拖着这尊“不信任一切”的躯体独自闯**。我肯定有刻意想讨人喜欢的时候，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但是，在我的内里，藏着某种坚硬冰凉、似是而非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此后数年像石头一样横亘在那里，影响着我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态度。我不相信当官的不受贿，不相信有不短斤少两的小贩。仅有这些还很好说，我甚至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需要防备的同类。牺牲是不可能存在的，奉献是空匣子。
任何敏感的人一经发现我的这个特质，必然远离我，只有极少数胸怀宽阔的人才会迎难而上，帮我发现和改造。改造是个剧烈的词，难度很大，在这个无亲无故的城市，谁愿意找这个麻烦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此前我不知道这个特质是随我出门的，以及背负的许多东西，比如怯懦、比如伤感、比如不安。我那时还不知道那些东西会现身，会跟随我一生一世，会干扰到我的生活。不过我相信自己有可能前程似锦，对此我倒是经常想入非非。
我后来形容第一次离开家时，总会提到那只装着一堆棉絮的蛇皮袋。我称自己衣裳寒碜、两手空空、身无分文。我从小学到十七八岁，一直都是扎着两根麻花辫子，我上火车之前悄悄地把牛皮筋解开了，但麻花形还在，我悄悄地用手在发梢使劲，以期头发稍稍直一点，让自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那样，有一头可以飘起来的直直的长发。
那天，在那条船上，还有一个女孩，到城里投奔已经立足的表姐。这女孩，是离我家不足十里路的八卦洲人。她是第一次离开那个小岛。她拘谨、胆怯，闯**世界的愿望和对陌生空间的畏惧使她惶惑而无助。她从我的衣着上嗅出我跟她一样。她找我搭讪。很快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将去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未来。她看到我解开了辫子，也悄悄解开自己的。这个做法使我俩的距离瞬间拉近。我们相视一笑，为彼此的勇气和满满当当的渴望而心领神会。我记得她的模样。她笑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给人很舒心的亲切感。尤其是那样初次离家的日子，这种亲切和默契，格外让人踏实。
这个女孩，两年后我在街上一家发廊门口碰到过。她身处的发廊紧靠一个当时很吃香的国营炼钢厂。炼钢厂的院墙里伫立着许多棵有年头的老树，老树上伏着许多麻雀。炼钢厂旁边就是6路公共汽车总站，只要公共汽车一进站，群雀会飞身而起，在空中乱中一团，车停过后，它们才谨慎有序地飞回来。这个女孩就倚靠在贴着彩色美女招贴画的玻璃门前，正和另一位跟她差不多装扮的女孩子闲聊。我凭着她的笑声认出了她。她的头发已经烫成了波浪形，我们认识那天她穿的那件高领线衫不见了。潮湿的初春，她领口敞开，露出乳沟，那原本不能见天日的东西鼓动在阳光下。她的手指，涂抹上了血红的指甲油，正无所事事地绕着一缕头发玩。除了她的笑，她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是从八卦洲带来的了。她的身体离她的笑容越来越远，变得跟她完全无关似的。我感觉心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脸红到了耳根。我慌忙躲到公共汽车庞大的车身后，凭借车身的掩护绕开了她的视线，一直没有回头。虽然我们趴在甲板的栏杆上，彼此庆幸能遇着，还信誓旦旦地说，到了城里，要保持联系，我们是老乡，要相互照应。
一凡打这个电话前，有一天，我在卧室的阳台上晒太阳。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在对面的阳台上举着DV拍摄我。我当时没有在意，孩子嘛。他们什么都好奇。紧接着第二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遇到他。他仍然举着那个玩意儿。一个崭新的迷你型DV，一定是他的生日礼物什么的，正在拍一只猫，一只胆怯的四处张望的白猫，身边没有主人。他认出了我，他对我说，阿姨，我不会把你放到网上去的，我有道德感。
他的镜头的确像捕捉小猫那样捕捉过我。
我迅速回忆了一番，认定自己没有在阳台上有过什么不雅出格的言行。
我得说，那是我第一次在真实世界里从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镜头里的女人穿着一套过了时的宽松的碎花睡衣，我一直以为自己很胖，至少骨架很大，不过，阳台上的这个女人，无论她的胸还是腿都单薄得要命。发呆的女人，头发零乱，双臂像芦柴叶子一样搭在椅背上，病态是显而易见的。她身边放着一摞零乱的报纸杂志，她坐着，根本看不出身份和性情。就算和她朝夕相处，也摸不透她在想什么。镜头一开始远远的，后来在慢慢拉近，似乎很想窥视到更多的内容。不过，那发呆的姿态和面孔始终没有变化。女人边上的玻璃茶几上，是一只空空的玻璃杯子。几分钟之后，镜头有点失去耐心。这个女人浑然不觉，在微微晃**的镜头里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那种无所适从的坐姿，表情也毫无变化。这单调的镜头一直持续了五分多钟，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这一直这么坐着吗？这么坐着有什么好拍的呢？
你坐得实在太久啦。老年人一样。
下一个镜头里的女人，仍然久坐不动。镜头里静止一分钟比现实里静止一个小时还让人难以忍受，此时镜头也不耐烦地左右摇晃起来。两分钟之后，镜头微微缩了一些。我母亲从楼下的阳台上出现，她跟楼下经过的邻居阿姨打招呼。我也是第一次从镜头里看母亲。镜头里的母亲笑容满面，她肥胖、壮实，面色绯红，笑意盎然。她手上拿着抹布，抹着阳台栏杆上的灰尘。她在跟自己说话：不晓得怎么有这么脏，昨天才擦过。她说：跟人家学，把阳台封起来就好了。这些话，DV里听得清清楚楚楚。这时镜头突然一动。来到了楼上卧室的阳台。本来发呆的女人突然双臂抱在一起，紧跟着脖子缩了起来，怕冷似的，身体勾了下来。楼下母亲的声音继续响起，阳台上的女人双手捂住耳朵，身体窝成一团之后，仍瑟瑟发抖。不一会儿，她扯下椅背上的一条浴巾，蒙住了脑袋。此时镜头里的女人已经变了形，浴巾掩盖的女人缩成一只球似的匍匐在那里。一直到楼下的母亲擦完玻璃从阳台上离去，她才慢慢恢复过来，坐回到椅子上。此时，那张面孔更加木讷、机械、无精打采。
看到这里，孩子指着镜头告诉我：你怕你婆婆，非常非常害怕她。他的声调充满了同情。很显然，他没搞清关系。再往前，还有一段。我母亲在楼下喊我开门，她的手上拎着大小许多塑料袋。她出门买菜，忘记带钥匙。而我就坐在阳台上，对于她的呼喊却置若罔闻，不，不是置若罔闻，而是竭力抵抗。我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把身体往里让了让，生怕她看到我在。镜头里看得见楼下栽种的好几株榆树和广玉兰，枝繁叶茂，母亲一走动，身影就被树影遮盖。远处有悠闲的老年人牵着他们的狗一阵急一阵缓地来回走动。母亲的呼喊继续响起，为了躲避这个声音，阳台上的女人干脆双手捂住耳朵。直到母亲失望而疑惑地停止呼喊，无奈地一屁股坐到台阶上，这个女人才磨磨蹭蹭地离开阳台，不情不愿地到楼下替母亲开门。母女消失很久，拍摄才罢休。
你像一根要断的绳子。这孩子说出了一句话，他为自己的发现和总结简直得意洋洋。
拍这个DV的高中生不久之后便去了加拿大留学。他离开后，我舒了一口气，我很高兴他不再在我眼前晃悠，也不再在暗处窥视我的生活。但我坐到阳台上的时候会习惯性警惕地东张西望，在遇到对面有人的时候会拿着一本书装装样子，尽量留意不被更多的人发现。生活被窥探，比想象中更加令人生畏。
通这个电话时，我对一凡仍一无所知。这个男人，除了发过一张在尼泊尔的照片，没有向我敞开他自己任何方面的愿望和兴趣。我们交谈的内容始终是作品：版式、版税、宣传、定价。而我，也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会向他敞开得那么彻底。我是一个羞于向人敞开心扉的女人，直到我感受到了温柔。
“温柔”也是一个极容易产生歧义的词。不过，有一种温柔是中性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要紧事，就是萦绕在他心头的那个疑问。关于你母亲、关于你对阳光的恐惧、关于那种不安。现在我明白，他，一定就在我的哽咽中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他认为不能够回避的事情。
说来话长。
没关系。我听着呢。他显得耐心足够。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那是我老家的房子。起先，我坐在堂屋里看书，在里屋一个罩着蚊帐的昏暗的**，我奶奶，这位肠子已经差不多全部烂掉的老太太气若游丝地呼喊着我：
二子，给我倒碗水。
我奶奶正在死去，即将死去。我们都在等她的死讯。关于即将到来的死，我们满怀期待，静静等候。她被从医院抬回来之后的两个多月里，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她的房门口看一看她死了没有。每次我们都能发现她的眼皮能动，或者，她胸口的被子在轻微的起伏。一旦确定她还没有死，我们会争先恐后地向母亲汇报：
还没死。尽最大可能表现得很遗憾。
那是我母亲最为不快的时刻，这个情况她是料到的，但经儿女确认，她的眼里仍然闪出一丝失望：
老不死的。
我感到惶惶。我一直为母亲的威望和权力所倾倒。我母亲经常会抱怨她在这个家庭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三番五次回娘家哭诉。不过，她正是用她那委屈的模样建立了她的地位和气场。现在我明白，她粗悍的理论，其实只对她的家人有效。对命运、对未来，她所知甚少，却不知道自己所知甚少。只要她委屈或者她愤怒，我的心就会如刀割般难受，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没人敢露出笑脸。有一次，她中暑躺在**，哼哼着说自己快要死去，兄妹们都明白这不过是身体有恙之人的牢骚。而我，一刹那便相信了她的话，感到末日来临。巨大的恐惧裹挟着我，我躲到屋后的厕所边上，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念念有词地向上苍祈求：
让我妈妈活着，让我死掉，让我妈妈活着，让我死掉吧。
然后，我用额头磕碰地面，一下一下，用足全力，以期获得菩萨的注意。注意到此的是我的小脚奶奶，她晃晃悠悠地走来，满怀慈爱地俯身告诉我：
放心，她死不掉的。
现在，我信任奶奶那慈爱的目光和笃定的神色。而当时，我恼恨她，对于死这么巨大的威胁如此不当回事，我母亲刚刚还哭诉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