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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
一
《创造周报》的停刊是一九二四年的五月中旬，但我在四月一号便离开了上海，后事是由仿吾一个人把它结束了的。
在离开上海之前还有一个很执拗的记忆留在我的脑里，我现在借着这个机会把它先清算在这儿。
近代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说，所谓“歇斯迭里”的那种病症，是因为在前有种种不愉快的经历，一时被意识界的生活把它抑制到潜意识界里去了，它便在潜意识界里郁积着，使人的精神生出种种的障碍，充其极可以使人成为疯狂。治疗的方法是要施行“ey-washing”，便是“烟囱扫除”。这是把人的精神比成烟囱，把那些郁积着的不愉快的经历比成烟煤，烟煤把烟囱闭塞了，炉灶便生出毛病，如把那烟煤扫清，毛病也就同时被扫除了。扫除这人体烟囱的方法是怎样呢？是用种种诱导的方法，或甚至如催眠术之类，以唤醒病者的那些不愉快的记忆，让他从自己的口中吐出来。那样便使人的意识清明起来，渐渐地回复到健康状态。
“歇斯迭里”这种病，在从前以为是女子的专病，但在欧战当时发生了所谓“战壕病”，是对于战争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异状，才知道男子也有得这种病的可能。其实广泛地说时，我看一个民族或社会似乎都可以得这种病。民族遇着了种种的高压，经历过久，把种种的不愉快，主动地、被动地，压到潜意识界里去，渐渐地招来民族的萎靡，颓丧，互相猜忌，互相残刻，结局不为异族所吞并使酿成革命的爆发。革命的爆发也不外是一种自然疗治性的烟囱扫除。但这扫除来得剧烈，其趋势是要把烟囱乃至炉灶本身都爆破，这便应着俗语所说的“另起炉灶”。所以开明的行政者对于民意是因势利导的，民意得到畅达，社会也就健全地发展起来。古人说“上医医国”，我看的确是道破了一部分的真理。那种善于“医国”的“上医”，就是能够对于民族的“歇斯迭里”及早施行“烟囱扫除”治疗的人。
文人，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些“歇斯迭里”的患者。古人爱说“文人相轻”或“文人无行”，或甚至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锐敏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里说不出来，一个烟囱塞满了烟煤，满肚皮氧化不良的残火在那儿熏蒸，当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在这儿我赞成一切文人把自己的不愉快的记忆，尽可能地吐泻出来。那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种方术，同时也是使社会健全的一种方术。文人要把自己弄健全了，然后才能够完成文艺之社会的使命。
一味地吐泻着烟煤，对于旁人，或许会是一种患害。但那不过是比喻而已。事实上所清扫出的记忆不必便是烟煤。即使是烟煤，但松烟可以做墨，冶铜厂的烟可以提取金银。所谓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即使是完全无用，总比烟囱闭塞着，专吐炭酸瓦斯毒气的好些。
是那年的三月中旬了，中华学艺社要在杭州开年会。我自己在那时是一位挂名干事，社友们定要叫我出席，而且还要我讲演。关于讲演，我是一点自信也没有的人，不仅没有自信，而且还着实有点害怕。因为站在大众面前要作为一种号筒而大施教训，如果不是品行学识都俯仰无愧的智者，便是或多或少不知道惭愧的骗子。自己和智者自然有很大的距离，但要成为一种骗子，脸皮又好像还薄了一点。因此，我对于出席是答应了，而对于讲演则始终不敢应命。
由上海北站出发是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决定坐最后一趟晚车。住在民厚南里的我，不料稍微误了一下钟点，赶到北站时，火车已经开了。糟糕！朋友们不会说我故意失信吗？于是在第二天清早又搭着最早一趟早车赶去。记得在硖石停车的时候，我到月台上去舒散了一下，不胜光荣之至的是在那儿还遇着过殷汝耕。他也是要去赴年会的，但他坐的是二等，我坐的是三等。互相招呼了一下，又各自分开了。
到了杭州，在湖滨旅馆会见了学会的干部。一切开会的手续和工作的程序都已经决定了，而且登了报。在当天礼拜日，假教育会的会场开讲演会，由物理学专家周颂久讲演“相对论”，另一位新由德国回来的姓聂的朋友讲演德国的现状。第二天，礼拜一，派人到各学校去分讲。担任分讲的人大体上也都排定了，但还有两处没有派定，一处是工业学校，一处是蚕桑讲习所。主事的人怪我去得太迟，说我是有意回避，定要叫我分讲一处。我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学生较少的蚕桑讲习所去担任分讲。工业学校是由股汝耕担任的。
杭州是一九二一年四月才回国时同仿吾两人去游历过的地方。那时因人地两疏，只在西湖这上玩了一下便算了事。这次，在总讲演之前，才跟着大家去游览了一回栖霞岭，观赏了飞来峰，随喜了灵隐寺。但在自己心里是横亘着一个忧郁的。为着文艺生活与现实生活之不能两全已经和妻子分离了，而且在不久之间更要把年来的工作通统放弃，和最相契的朋友也不得不分离。游山玩水的乐趣怎么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牢愁。
总讲演是在午后二时开讲。中午在教育会楼上招待杭州名流一同用了午餐，大家的注意力自然便集中到讲演会场上来。一切布置都已经停当了。会场很大，楼上楼下怕可以容纳一千人以上。但出乎意外的是来听讲的人异常的冷落。一点钟过了，只稀疏地有几个人来，来的人看见没有后继者，坐不一会又络续地退出去了。就那样等到了两点钟过了，依然没有人来，弄得主持的人异常不舒眼。眼睛见到我时往往是白多黑少，这使我也不胜其觳觫起来。
——“就是你不好了，你要回避。”一位在日本高等学校同班的范允臧，在楼上一间临街的屋子里，这样责备我。他也是学艺社的干事，而且是负着实际责任的。
——“怎么怪得我呢？”我反驳着说，“我本来告诉过你们，我是不能讲演的。而且没人来听讲，我相信是因为礼拜日大家回家的回家，玩耍的玩耍去了。你就叫我去出马，也不见得会有人来。”
——“只要你肯出马，一定会有人来。”允臧坚决地说。
旁边有一位在杭州任教职的社友也这样帮着他，据他说是讲题不能引起学生的兴会。假使由我去讲演一点关于文学上的东西，一定可以“叫座”。
对于讲演已经没有自信，对于文学上的演讲是尤其没有自信的。我自己虽然在做做诗，写写小说之类的东西，然而对于所谓“文学”实在是个外行。我并不曾把文章来当成学问研究过（我学的本是医学），拿什么东西来对人讲演呢？
听讲者既没有人来，讲演是不能不延期的。问题毕竟集中到我身上来了。
——“无论怎样你非讲不可！”
——“讲演，一点也不困难，一上台便会有话出来的。”
——“只要你肯讲文学，一定有人来听讲。目的是在号召听众，只要有人来听讲，你就讲得不好，还有两位也可以补偿的。”
大家都把讲演会的失败来归罪于我，我受不过朋友们的责难和劝诱，便也放下了决心，答应去做一次曲马团的小丑。于是讲演会改到了第二天下午，加上我一名，讲《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重新在杭州各报登出消息，更由教育会的后援请求杭州各学校在第二天放半假。事情便这样决定下去了。
允臧本是上虞人，杭州是他少年时读书的地方。他看见我答应了讲演，当天下午便和另外一位姓郑的社友，把我引到万松岭一带去游览。由九溪十八涧折至钱塘江边，登过那儿一座临江的垂危的木塔。晚上走到闸口，观光了那儿的有名的“江山船”。很迟的坐着火车才回到了杭州。
第二天清早吃了早饭，允臧又约着郑君和我坐汽车去游览花坞。我愁着下午的工作，很想一个人留在旅馆里作一番静静的思索。但允臧说，花坞很清静，在讲演之前倒宁是去舒散一下的好。
花坞在西湖背后，那儿的确清静。由马路插入一段荒僻的背径，便到了那个游迹罕至的地方。地在两山之间，中有一道溪流，两岸是深深的竹林。沿途有不少的庵堂，据说在前都是尼庵，但尼姑通已经解放了。在那流水琤琮的溪边上走着，允臧大约是感受了浓厚的诗意罢，他问起我的笔名的意义来：“沫若”（Mo Jo）两个字，是不是取自佛经的“如梦幻泡影”那样的意思？但我的名字其实本是“沫若”（Mei Jo），是由我的故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合拢来的。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里有“关沫若”的一句，便是那两条河并举的开始了。
允臧又谈到他往年夏天一人游过花坞，遇着一位姑娘在他前面走着，身材很美好，但总不掉过头来。一直走到花坞的尽头，走进一家别墅里去了。他这一席话，我倒感觉着颇有些水月镜花的意味。
沿着溪边朝上走，快要到尽头处，路边上有一座小庵子，名叫白云庵。我们走进了里面去。佛堂前面拢着两盆素心兰，正在开花，吐着令人沉静的清香。但从里面走出来的却是一位中年的和尚。他很殷勤地献了我们各人一杯茶，又向我们讲了一番兰经。
从白云庵走出，再往上走。走不好远，在那尽头处果然有一家别墅，有白色的高墙围着。允臧说：这便是那位姑娘走进去的地方了。别墅门是紧闭着的。门前有一个月台，立在那儿眺望，花坞全景都呈在眼底。存了好奇心，大着胆子去敲门，但里面没有人应门。绕到屋旁，看见墙次有一道侧门开着。门内是厨房，有好些人围坐在那儿讲话。看那情形，知道是看守人的家属和邻近的农民。我们走进去，道了来意，说要拜望主人，瞻看别墅的内容。那儿的人回答说主人不在，屋内可以尽我们去看。我们便被引进了那儿的中堂。详细的情形现在已经不能记忆了，只记得正中有两排坐椅陈设。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堂的右翼，放着一架和冰河时代的“莽孟斯”遗骨相仿佛的——风斗！
从花坞走出，又坐着乘来的汽车回到西湖。在湖里的一家菜馆里面吃了中饭。允臧特别叫了一样西湖所独有的菜，叫着“醋鱼带柄”。那是用湖鱼去骨去皮，切成片子，染以姜醋汁生吃，而另把皮骨之类烹来熟吃的。菜名和菜的本身都很稀奇，但吃起来并不怎么可口，大约也是自己心里在愁着别的事情的原故。讲演的时间，刻刻地逼来了。然而腹稿仍然没有打好，自己却起了一种不好对人说的侥幸心，希望到了讲演的时刻也和第一天一样，没有听讲的人来。
时刻终竟挨近了，允臧一直把我引到教育会去。这次又是出乎意外！昨天听讲的人寥寥无几，今天却是川流不息地拥来，在未到时刻之前，那宏大的讲堂里，楼上楼下都被人坐满了。允臧把我引上了楼，社友们都是喜气洋洋的，有的连连在叫着“大成功！大成功！”很沉着的允臧，他也向我夸负着他的先见，说我把昨天的罪过补偿了。然而我却弄得来愈见惊惶失措。怎么办呢？愈想愈着急，愈着急腹稿愈见理不出一个头绪。讲演的招标上，又把我写在第一名。捱头刀的便是我，这怎么办呢？时间终竟逼来了，只好请讲“相对论”的周颂久去打头阵。大家要我出场去，在讲演台上坐着，我也推谢了，想在楼上多捱一点时刻，调整一下自己的着急。
楼下的拍掌声起来了，“相对论”已经开了头。走到楼头去窥伺了一下，只见颂久在讲坛上步来步去，妙喻取譬地讲得头头是道。满场的听众都肃静无声，听得十分专一。这一窥伺愈见使我不能安定，自己是毫无经验的，那能够作为承继颂久的下手？自己想要说的话，仅仅是由搜索枯肠而来的一些支离灭裂的野狐禅，那能够和那严整的理论系统“相对论”相对？“文学”要死在我口里了！失悔太不自量，要把补讲的事情承应了下来。这一慷慨，真真是有点慷“文学”之概。糟糕！怎么办呢？……
颂久讲了有三十分钟的光景，允臧上楼来催我下去。
——“想说的话一点也没有整理好，一定要失败的，怎么办？”
——“不要紧，你若无其事地镇静着，当作没有人在你面前的一样。”
允臧见我着急，便尽力鼓舞我。他并且说：“你讲的时候，我要杂在听众里面去，讲到好处，我便替你鼓掌。”
推诿是无从推诿的了，只好到下面去。在那比听众高一段的讲台上坐着，心头只是橐橐地跳。“相对论”哟！你再讲长些，再讲长些，不要立刻便轮到我名下来。唯一的希望，随着跳着的心搏在那儿跳。
颂久讲演了一个钟头光景，在热烈的掌声中终竟结束了。我也就受着指挥，被立在了一千人以上的听众面前，左右还有和陪审官一样的杭州的名流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