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第12页）

中秋过后不久的一个礼拜日，我同好几位同学到乐山劝学所里去了。那时候是魏文通先生在当视学，我们去帮忙制造表册。从清早九点钟起制到午后两点钟，才告了一个段落。我从劝学所退出，沿着城墙边正想走到萧公庙去看戏。

萧公庙在城的正南丽正门内，劝学所是在城西的白塔。我们沿着大渡河畔的城边走去，途中是要经过王爷庙和铁牛门的。

走到王爷庙的时候，看见里面驻扎的粮子们正在准备武器，好像要和甚么人作战的光景。

我们看了并没有甚么惊异。因为那时峨边厅附近出了乱子，在此驻扎的营防已经下了动员令，不久就要出发。

同时有零碎的散兵迎面络续跑来，有的把包头打散，有的把上衣脱了，情形颇有几分狼狈。还有一两个警察，也拉着他的哭丧棒跟着飞跑。

我们还在笑。我说：“这几位英雄为甚么弃甲曳兵而走？”

我们再往前走。刚走过铁牛门，前面城墙上就像海涛一样，黑压压地涌来一大群人，为首的都是嘉定中学堂的学生。看这个光景，不消说又是惹了事了。

——“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

我们接上前去探问。同学中有好几位争着把情况说了。结果是不出所料，在萧公庙的戏场里学生和王爷庙的粮子发生了冲突。

两方面都是群众，而且两方面都是很骄纵的群众。从前有句俗话：“考试的童生、出阵的兵。”——这是说这两种群众都是不好惹的。嘉定中学的学生闹事很有名，他们的不好惹正不亚于从前的考试的童生。但是王爷庙的粮子又正是要出阵的时候。

这两件不好惹的东西闹起事来，双方都诉诸武力。打呀，打呀，打呀，把一个戏场打得落花流水，双方都打出重伤来了。我们有一位同学打得吐血，听说有一位粮子也打得半死。粮子的一边终因为众寡不敌先逃走了。

许多同学就簇拥着那受伤甚重的一位同学向我们走来，他们要到王爷庙去和那儿的营长理论。

我们尽力阻挡着他们。到这时候，那士兵们为甚么在准备武器，我们才知道了。

“去不得！去不得！那儿已经在准备武器，你们簇拥起过，他们开起枪来，那不是好玩的。”

同学们听了我们的话镇静了下来。我们主张先回学校，和办事人商量好了之后，再作办法。

那时候，校长回到他家里去了。我们只好找着教务长张先生，监学詹先生。

学生见教职员是怕惯了的。每次闹事，凡是当代表的人总是要遭斥退。把张先生、詹先生请到礼堂来了，谁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候又是我逞强。我是并没有在场的人，我偏又代替他们把当时的光景报告了。张先生和詹先生都很表同情，就说非去和他们长官理论不可。他们自告奋勇，担任去开谈判。我们的要求是：

2．要斥革那肇事的粮子；

3．要对于受伤甚重的某君赔偿医药费。

这三个条件，两位先生也答应拿去和对方接洽。大家也以为这次总可以见些效果，可以扬眉吐气了。但结果是和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两位先生走回来的报告是：

1．营长因公上省，现在是副营长负责，公务甚忙，不敢擅离职守；

2．在国家有事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开除弟兄以涣散军心；

3．对方的受伤者比我们的更重，他们两位先生还去慰问过来。

这样一来，不仅我们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反而是我们学校派了当事人去赔罪了。这不消说是不能够使学生满足的，要求那两位先生再取强硬的态度重新谈判。但我们那些先生终不愧是待人宽而责己严的古之君子，他们把在军门面前倒折了的威风却在学生面前恢复起来了。他们大大地责备了学生一场。但弄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上课了。

由校外的风潮转变成了校内的风潮，教职员和学生都只好静听校长回来解决。学校派了专差往犍为县去接校长，在第三天的午后校长回来了。

不公平到这一次的斥退，那真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

校长回来的第二天上午挂了一道牌，斥退了八个人，记了好几十名大过。

被斥退的八个人中是有我的。但最残酷的是把那位受伤甚重、平常十分驯良的学生也斥退了。张伯安的斥退大约是曾经帮助我骂了丁平子？再老好也没有的我的一位堂兄，那天看戏虽然在场，他还受了误伤，但也遭了斥退。

后话

以上是我去年三四月间在养病期中的随时的记述，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

自己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写下去，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但这样枯燥的文字，自己在叙述途中都已经感觉着厌倦了。在这儿是可以成一段落的，我便采取了最新式的革命的刑罚：把这个脑袋子锯了下来。

没有甚么可说的了。读了这部书的人如能够忍耐着读到掩卷，在掩卷的时候假使在心中要这样问我：

——“你这样的文章为甚么要拿来发表？”

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

——“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

1929，1，12，校阅后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