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第1页）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一、中国教育体制，可悲可叹

中国的教育需要降温，需要人们把心态放平。见物不见人，把人非人化，是我们现在教育体系的最大问题。

焦虑的中国教育

人说，眼下是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标志之一，就是人人焦虑。买股票担心被套住，买房子担心降价，买东西吃担心食品安全。看病的话，焦虑最重。开始是担心挂不上号，然后就担心医生乱开药；动手术的话，不给红包不放心，给了红包也不放心，因为不知道给的是不是足够多。另一个最大的焦虑，是入学。只要有孩子，从幼儿园入托就开始焦心。开始是发愁入不了好的园；入了之后，开始发愁怎么给老师送礼。这样的忧虑一直延续到孩子进了大学，选择出国受教育则已；如果不出国，忧虑则仍在继续。

自打20世纪初中国有了新式教育，谁曾见过家长和孩子为了受教育遭过这样的磨难吗？没有过。民国时，只要家里有钱，孩子能考上，上学就是。没钱的孩子，可以上师范。新中国的教育学了苏联，但好像也没听说过择校这回事。唯一的遗憾是出身不好的家庭，孩子上大学有点麻烦。眼下，虽说教育的投入还不够充足，但教育资源已经今非昔比，至少在城里，从幼儿园到大学不是资源不足，反倒是有些过剩。但是，家长们的奔走竞争，却愈演愈烈。好似没头苍蝇，东撞来西撞去，神经高度紧张。

自从“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问世以来，不管有识之士怎样批，都极大地撩拨了家长们的心弦，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从幼儿园开始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一场战争，把所有有孩子的家长都卷了进来。

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当然有师资的差异，教学条件的优劣。但是，我作为一个农村长大，没上过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农村度过的人，好像考上大学之后，也没感觉跟城市里的同学有太多的差异。只要喜欢读书，具有自学能力，以后的造化实际上是你自己的事情。

进城工作之后，我也见识过一些地方最好的中学的教师，感觉他们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所谓名牌中学的名牌招数，说白了无非就是魔鬼训练。练习，练习，再练习，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训练出来的学生，也无非就是会考试而已。考试的压力，已经从高中，弥散到了幼儿园。

人们之所以幼儿园择园，小学择校，初中择校，考高中甚于高考，都是一个高考指挥棒给折腾的。害的连国外的大学，在录取中国学生的时候都受到了影响。英语成绩节节提高，别的都不看，就看英语成绩。尽管他们明明知道，高分的学生入学之后，学习未必优秀。

其实，中小学的教育，只要能给孩子们一个基本尺度的教育就可以了，天才根本不是学校里能教出来的。至于幼儿园，就是该以玩为主，把本该小学学的东西挪到幼儿园，根本就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事。做老师的，最要紧的本事就是有爱心，有包容心，有责任心。只需有了这三个条件，相信大多数孩子都会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特别的照顾，接受特别的教育，而学校也有意营造这样的气氛。结果是，不仅孩子本该接受的正常教育没有了，人们所期待的特别，也不过是一厢情愿，更多的成为教师接受贿赂（实际上是保护费）的借口。

中国的教育需要降温，需要人们把心态放平。主管教育的部门和学校不要跟不良商家联手，凭空制造紧张空气。多给老师一点工资和福利，不要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如何从学生身上谋利上去。而我们的家长们也要明白，让孩子接受教育本身不是一场战争。最大的竞争，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上。太紧张了，只能戕害孩子的心灵。

培养人还是工具，或仅仅是工具上的一个螺丝钉？

我有一次在搜狐做节目，两个名校的辩论队辩论，辩题是：读书能否改变命运？两边辩得稀里哗啦，不相上下。一边说上大学有用，一边说上大学没用。最后让我和郑也夫点评。我说，这个辩题就有问题，按道理，应该是读书改变人。而且你们说的读书，无非是上大学；但上大学未必一定读书，有些人其实是来泡妞的。

其实，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辩题，暴露了我们现在教育的工具论取向。教育，不是让人全面的发展，培养健全的人；而是把人培养成工具，甚至工具都不如，仅仅是工具上面的一个零件，螺丝钉。

通过教育，把人培养成某某事业的螺丝钉这种说法，很主流。老师在课堂，大人物在会上，媒体人在媒体上，几乎天天在说。其来源，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论调：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是一些蛋白质集合体，我们按照革命事业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拖拉机手等。苏联的学校，就是这么干的；我们改革前的学校，也是这么干的；现在，有些人还想继续干下去，其实也正在继续干着。

见物不见人，把人非人化，是我们现在教育体系的最大问题。在很多教育者眼里，如果是中小学，进学校的时候是一个个蛋白质集合体，出去的时候变成了考试的机器；如果是大学，进来的时候是考试机器，出去的时候变成了某某事业的螺丝钉。其中比较有出息的，变成齿轮或者曲柄。

其实，就算很爱自己孩子的家长，对于教育的期待，也无非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所谓有用，就是能做大官，做大事，挣大钱。具体说，就是做公务员，进国企。虽说未必想做螺丝钉，但做齿轮和曲柄连杆肯定是乐意的。跟目前教育的方针，并没有大的分歧。

显然，人们忘记了，进学校读书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在教育过程中，他们身心在发育，他们的心理在成长，他们的思想在成熟。如果不考虑这些，一味进行机械式的灌输，精神的洗脑，甚至重复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式的训练，这些实际上，对受教育者是一种心智上的戕害。

忍受不了戕害的，就变成了问题少年。习惯了灌输的，就变成了不会思想，习惯被灌输的乖孩子。这样培养出来之后，其实可能连工具或者工具的零件都做不了。能做的，只能是废物。

提不出问题的人们

一次，我给某地的中学教师做讲座。讲完之后，到了互动时间，没有人提问题。我问，难道你们这些老师平时讲课，不让学生提问吗？没有人回答。良久，一位老师站出来说，张老师你能不能分析一下，为何我们提不出问题来？

其实，这样提不出问题的尴尬，我在课堂上多次遭遇。有时候，我的学生无论我怎样鼓励，怎样启发，甚至悬赏请他们吃饭，也依旧提不出问题来。我们的教育是一个标准答案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老师在课堂上都将每节课的内容，分解为一个一个的标准答案，连解题的程序都有标准样式，作文都有标准的套路。老师按照标准答案教，学生按照标准答案学，学好了，考试的分数自然就高。反之，分数就上不去。最终高考，就考不上好一点的大学。

这样的教学模式面前，教的人也好，学的人也好，是不需要怀疑什么的，更没有必要质疑什么。老师按照教学参考书上的套路教就是，把标准答案灌输给学生，就算大功告成；学生呢，自然什么都不用问，问，也是老师的讲授有不懂的地方才问。只要老师的教学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学参考书本身没有错误，老师的理解也没有错误，讲解再清晰一点，就一切OK。这样的日子过久了，原本充满童真，一肚子问题的孩子，就被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没有问题了。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质疑这根弦。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学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天底下，没有人比中国教育模式下的老师更自信，因为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握。真理，就是他们教给学生的内容。他们之所以如此自信，是教科书告诉他们，它的内容就是真理。他们之所以如此轻信，是因为这个教育体制强迫他们只能这样做，必须无条件相信教材，否则就饭碗不保。由于只能这样教才能考高分，所以学生的家长也成为这种教学模式的帮凶。一旦有个老师感觉不对，想要变革一下教学的方式，告诉学生多看点书，那么就立刻会遭到家长们严厉的打击，如果好事的家长告上去，老师的饭碗同样会不保。

教育，原本是应该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但是，我们这种教学模式，连学生带老师的质疑能力都给窒息了，还谈什么创造力？对既有的知识，连质疑都没有，怎么可能创造呢？教出来的人，即使学习好，会考试，背诵的知识多，也不过就是两脚书橱。今后进入社会，基本上很难有什么出息。

真作伪与假为善

我们中小学的老师和校长们，对于学生的德育教育，不可谓不操心费力。为了鼓励学生做好事，大多有表彰的安排。平常一点的是给小红花，学生名单放在墙上，谁的名字后面小红花多，就意味着这个学生好事做得多，是个好学生。还有的学校，锐意创新，设立“做好事银行”，学生做了一件好事，就相应地在虚拟的银行增加一些“钱币”，如果做坏事，就会减去若干钱币。这种做法其实很像明清时节的一种善书，名字就叫“功过格”。做好事，多一分功业；做坏事，多一分过错。最后功过相抵，如果功大于过，则在地狱过得好一点；如果过多了，就可能坠入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

但是，过去的“功过格”没有什么人做裁判打分数，据说是冥冥之中有神灵做主，想作伪，也无从下手。但是，我们学校里的这种为善的奖励，却是老师操盘。学生只消把做好事的证据拿出来，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荣誉奖励。在乎这些的学生看到的，就是小红花和钱币本身，其实未必是好事背后的善。所以，一直以来，总是有学生作假。说拾金不昧吧，就从妈妈口袋里“捡”五分钱交给老师，换一朵小红花；说捡废品吧，就回家把家里好好的牙膏挤出来，把牙膏皮交给老师（那时牙膏皮还是铝做的）；说扶老奶奶过马路吧，就挑个大家能看到的日子等在路口，看见老奶奶就抢着扶，但是平时就是老奶奶跌倒了，也看都不看一眼。

不是所有人都作假，但作假的比例相当高。为了竞争这份荣誉，满足虚荣心，做好事流于作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学生越是看重这份荣誉，就越是可能流于作假，开始是胆子大的学生做，后来大家就逐步都跟上了。时间一长，学生对于作假、撒谎，连起码的羞愧之心都没有了。

鼓励学生做好事，原本是为了鼓励学生行善，增加道德素养。但是结果却是教人作假，从根本上败坏了道德。所以，越是这样鼓励，学生的道德水准越低。对于少年儿童，最大的不道德就是作伪。如果学生习惯了作伪，对于弄虚作假毫无羞愧之心，道德水平只能降低，不是增加。但是，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尽管事实证明这种鼓励做好事的制度安排，弊端很大，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弊大于利。但是，我们众多的学校却依然乐此不疲，一代接一代地玩这样的游戏。很多老师其实也知道其中有假，里面有诈，但只要小红花一排排的，看上去很好看、很壮观，就好了。据说，做好事做多了的班级，班主任也会相应地得到学校的奖励。

孩子的道德素质要从小培养，而且老师在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榜样和权威。但是，道德培养不能用这种容易鼓励学生作假的方式进行。这样的话，做好事就变成了以假为善，真作伪。如果孩子连起码的真诚都做不到，道德的基础就不存在了。要学生向善，做好事，最简单的方式是校长、老师要带头做。从来身教重于言教，只要老师能事事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包括帮助学生，真心为学生着想，带出来的学生自然就会喜欢做好事。用不着年复一年玩花样，搞名堂。

教科书的梦魇

现在的学生没有几个不恨教科书的，中学生在考试过后集体撕书，并将之抛向天空的情景，相信每一个见过的人都会感觉有点震撼。但是，我的中学时代，绝无恨书之感。那时的教科书，一个特点是薄，无论数学还是物理、化学，都薄薄的一本，几根干干的骨头，几个定理。语文教科书稍微厚一点，但也厚得有限。第二个特点，是铺天盖地的政治化。语文就不用说了，近似政治课本，数理化里也充斥着政治言语和大道理。讲计算水库容积吧，一定要说是为了防修反修；讲牛顿定律吧，一定要说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世界。

这样的教科书放在今天，估计多半要起发笑作用，对活跃课堂气氛大有好处。可当年的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好笑，但是，谁也不好好学，因为没有考试，连小考都没有。老师当然也就乐得放羊，稀里马哈一学期就过了。那时的中学，学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劳动，干农活，春种、夏锄、秋收。城里的孩子还有机会进工厂练练，我们这些农场的孩子，就只能学点庄稼把式。

那时的学生不恨教科书，一学期下来，好些人的书都是新的。别说语文课的课文，就是数理化里的文字，好些人都认不全。最后，不分青红皂白，都高中毕业。这种“坑爹式”的教育，培育了一大批事实上的文盲，现在基本上都是下岗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