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桥（第2页）

“我对她说说看看。”

张锲同志真的说了。说得很“艺术”，很有分寸。杨玲却没有我们身上的那种虚荣心，她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

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吐露了一点他们国家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情况。突然象勾起了心事一样，她沉默了一阵后说：“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七年书。是1956年进校的。经过了你们的反右派运动，也经过了你们‘过苦日子’的时期。好好的老师，突然变成了敌人。我想不通。后来，看到中国同学，一个个地变瘦了。有一次，一个上海女同学竟昏倒在教室里。我们慢慢知道了，中国同学吃不饱饭。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的伙食还是不错。我每次吃饭时，要留下一、两个鸡蛋，带回宿舍，交给那位上海女同学。开始，她涨红着脸，硬不要。后来，她就要了。再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回国后，又两次到了中国，她都到北京来看了我……”

她越说越动感情了。看来，人，不管国籍怎么的不同，皮肤怎么的不同，语言怎么的不同，而心却是相通的啊！

离开餐厅时，她把我们送给她的排骨，用纸包起来，放进了随身带着的袋子里。这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位外国同胞和我们的距离近了。

以后，她陪我们到各地访问，陪我们出席一个一个的座谈会。我们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我们感到在罗马尼亚生活，离不开她。她在中国七年，是怎么生活的？她回国以后，为中罗友谊做了些什么工作？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我真想更多地了解她。

“你能不能向我们谈谈你走过的道路？”

“怎么？想采访我？”她笑了，“好哇，有时间，我就向你们公布一下我的过去吧！”

从海滨城市康斯坦察回布加勒斯特的列车上，我们五人坐在一间软席车厢里，她终于来了兴致，向我们说起了她的过去。

用中国的习惯用语说，小时候，她是一个村姑。是一个不安份的山民的女儿。不安份，常常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兆。家里兄弟姐妹多，负担重，在山村里读完小学以后，父亲就不同意她再读书了，要她下地干活。她却不甘心，总想知道自己这个山村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有一天，她穿着一双新布鞋，搭上了一辆到小城里去的马车。她是同村里的一个女伴一起走的。那个女伴要到城里去考师范学校。将来，准备当一名小学教师。她也动心了。没有想到，跟着去的她，被学校录取了，而专门去投考的女伴却没有考上。

她就这样走出了山村，读了师范，读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准备去苏联，去波兰，去英国，去……她到底去哪一个国家深造？一时难下决心。老师送她的那本李白的诗，老在她面前晃动。有一次，和同学们到街上去玩，看到街角围着一堆人。她凑上前去一看，见一个吉普赛人在用火柴摆弄着什么。一问，是算命。她好奇了，挤进了人群。那老头摆弄一番以后对她说：“怪了，你这怎么是一个方块字？”

“什么方块字呀？”

“中国字呀！”

“中国！”她的眼睛倏地一亮。回校后，她下了决心，填报志愿：中国。

“那里太遥远了，你去了，我的女儿就没了。”父亲悲咽道。

“不！我要去，也一定会回来。我要把一个中国带回来，背回来！”

就这样，她走进了北京大学。刚到中国的时候，象一切远离家乡的游子一样，心发慌，发闷，思念故乡，思念亲人。心不集中，哪里能学得进去？这讨厌的中国语言文字，太复杂了呵！开始，她成绩很不好。后来，老师发现她老望窗外，便来了一点“硬”办法：把她课桌边的那一扇窗户，用纸给糊住了。

她终于闯进了一个新的天地，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熟练地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她的心也紧紧地拴在这片国土上了，拴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古老文化上了。

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她就在中国导师吴祖湘的帮助下，开始做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了。历时七年多，她翻译出了前四十回。1975年，由罗马尼亚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发行九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第二版又发行四万册。现在，她继续翻译后八十回。到我们认识的时候止，她已翻译了屈原的诗《离骚》、《九歌》以及《中国古典作家辞典》等十七本书。她真的把偌大的一个文明古国——中国，背回去了！

她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中罗友谊。她用出色的译作，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介绍给了罗马尼亚人民，架起了一座中罗人民的心灵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