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8年阳历2月（第1页）

公元1968年阳历2月

一个小朋友无限崇拜地叫了我一声叔叔，我摸摸他的头后他竟无比激动地喊起来。“妈妈，解放军叔叔摸我脑袋啦！”那声喊，真正使我的心灵产生了一次跳跃，我分明感觉到，我鲜红的青春之血在那一刻忽然变成绿色了。

1

一场短暂而漫长的风暴过去了，我从心灵到肉体到服装经过这场风暴的撕扯之后都发生了巨变，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是新的。从家带来的汗泥虱子和头发中的灰尘被军营的热水一夜之间冲洗得无影无踪，连在家乡最后喝的那点生水也被滚热的浴水蒸作淋漓的透汗付诸浊流了。咬破的手指已经愈合，同家人同同学同老师的牵连已经割断，苦辣酸甜的心情已经归于平静，我从四分五裂的虚幻状态变得具体了，简单了，集中了。那是走向成熟的过渡点，因而实际上更加幼稚了。不管怎么说，那变化对于我是翻天覆地的。经济上物质上不再受制于家庭，也不再有衣食温饱的担忧，由原来被父母称为儿子被弟妹称为哥哥被老师称为学生被社会其它人称为红卫兵一变而为被干部称为战士被路上的小朋友称为叔叔……尤其一个小朋友无限崇拜地叫了我一声叔叔，我摸摸他的头后他竟对妈妈自豪地喊起来：“妈——，解放军叔叔摸我脑瓜儿啦！”那声喊真正使我的心灵产生了一次跳跃。我分明感觉到，我青春鲜红的血液在那一刻忽然变成绿色了。我变得大度严肃起来，肩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感。而这一切变化都是营门带来的。军营的大门啊，你是我人生长途的转折点、里程碑、分水岭……直到今天，二十年瞬息万变的风风雨雨也没能将我第一眼见到军营，第一次走进军营，第一回在铁打的营房里做了一个流水新兵的梦那新鲜记忆磨泼。

军营在我眼里简直是一片仙境。

所有建筑都是红砖的，象一座红色小城座落在白雪覆盖的山谷里。队列一般齐整的红房子依山临河。

山是靠海的群山。

河是入海的小河。

河那边的另一个山谷里有个不小的镇。镇里人来营房或营房的人去镇里都要从河上的“从军桥”走过。从军桥是绿色的，我从没想到世界上还有绿色的桥，真是军人的杰作。

我就是在一个太阳刚刚出山的早晨通过“从军桥”进入军营的。

军营里有一座高高的水塔，水塔上装着好几个高音大喇叭。每天天不亮，喇叭就放起嘹亮的军号，于是，黎明的大操场上，齐整雄壮的跑步声和一二三四有节奏的喊声便震得长长的山谷都发出回响。

军号多么动听啊。部队一天的每项活动几乎都离不开它。它呼唤我们起床，它催促我们出操，它告诉我们开饭，它指示我们上课，它提醒我们休息，它命令我们熄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军号更动听的音乐了。在从来也不嘶哑的号声伴奏下，我们站队出操，站队吃饭，站队看电影，站队上街，站队听报告……所有活动都要集合站队。军人对于号声和队列简直就象家庭里的孩子对于爹娘，爹娘对孩子永远是管束着的。

不站列队的时候也有无形的队列约束着。学习讨论，即使坐在**也要坐得端端正正，不许扶什么，靠什么。被子需叠得四四方方有楞有角，说话要经过允许，上厕所要请假。走在队列里，鞋掉了必须喊一声报告，批准后才能出列穿上。早上起床号一响，几乎是唰地一声同时爬起来。晚上熄灯号一吹，所有屋子里的灯光也几乎是唰一下同时灭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一切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同时又是在指挥员指定的目标竞赛中进行，而竞赛的结果每天晚上必定通过指挥员的嘴向全连揭示，先进者点名表扬，后进者隐名批评，大概就是这样日久天长的陶冶便形成了军人们大多都有争强好胜的性格吧。

军队的传统，军人的血性就这样通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指挥员的话传染下来。到营房后杨烨舅舅第一次大会讲话我现在还记得：“……部队必须讲究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样子，不管革委会委员还是造反团司令这样子，或者战斗队队长这样子，走进营房一律是新战士这样子，统统听副班长指挥这样子。别说贴大字报不行，小纸条也不许贴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样子，部队是出英雄出将军的地方这样子，有出息的小伙子们好好干这样子，我不敢小瞧你们这样子。现在总参谋长还是代理的这样子，谁知道你们里头能出几个英雄几个总参谋长这样子？再过十年八年，你们就可能有人指挥我这样子，那时候我保证听你们指挥这样子。不过，现在，你们不仅绝对听我指挥这样子，连副班长或老兵的指挥也得绝对听从这样子！”

这样的话要在学校早被我们批臭了，可一进营房便具有了真理性，即使疑问也在心里装着。一切新鲜的东西都具有吸引力。我完全被这新鲜的生活节律吸裹进去，拼命地抢做每一项工作，一点都不感到紧张和劳累。

2

我病了。病得不十分重也不能算轻，但听说下到正式连队前还要复查一次身体，查出病变的一律往回退。我便咬牙挺着，熬到第一个星期天才偷偷找吴勇商量，想让他上街时悄悄给我买点药。那时候真幼稚，以为发烧感冒这类病也在复退之列，其实主要复查体检时不合格混进来的。

吴勇也病了。真他妈不争气。“东方红兵团”两个头头都病了，人家会说我们团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的。

“吴勇，祝家庄还没打下来你睡什么大觉！”我推推蒙头躺在铁床装死的吴勇。

“听见你来了。又没任命你当总参谋长，高兴什么！”吴勇头还蒙在被窝里，一动没动。他睡在双层铁床的下铺，这种铁床是苏军用完留下的，又高又大，象憨厚的哥萨克士兵一样结实可靠。我用手指甲使劲掸敲了几下粗壮的铁管震他说：“团长的职务在履历表上给你记着哪，愁什么！”说着我就掀他的被子。

“别闹别闹，腰疼得厉害，腿也疼！”他哎哟着说。

我忍着头疼：“怎么腰腿忽然疼起来啦？”

“老毛病了，一凉一累就疼，这山沟气候明显不适应。头也晕，大概高血压又犯了！”

他血压有点高我知道，可从没听说他有腰腿疼病。我说：“我也头疼、嗓子疼，浑身难受，一定是冷丁不适应环境感冒了。走，我陪你散散步。越躺越重！”

铁**铺探出个光头来，是初中入伍的小家伙，很单纯地说：“想睡懒觉呗，我怎么哪儿也不疼？头儿！”他还象学校时叫我头儿，而没按连长教导的那样称我的职务，我已是新兵班班长了。

我摸了一下他的光头：“当兵又不是出家当和尚，出洋相！”

“洗头省水，利索！”他很脆地弹了自己一个脑瓜嘣又把头缩进被里。

吴勇坐起来了：“听说下连前还体检，发现有老病的往回打发！”

“那你还死躺！”我低下头小声问：“是光退有老病的吗？”

“医生说的，他说每年都退几个。”

我反倒轻松了一点。我没有老病！但这是吴勇的话，谁知有多少准头，我还是不放心：“走，出去走走！”

他说：“腰腿疼还走，没事搀我去医院看看病。”

看来他疼得确实很厉害，攀着我的肩头直叫疼。出了屋我悄悄说：“上街买点药算了，去医药露馅被退回去咋办？”

吴勇闷闷不乐说：“咋办？服从命令呗，又不兴造反！”

“一说就是造反，那你这个智多星就真成吴用了，不会想想办法？”我不高兴说。

他也不高兴说：“为啥非要想办法？服从命令本身就是革命行动！”

我很奇怪，记得我被批准入伍那天晚上，他曾担心地问我：“批上你，能不能挤下我呀？”现在怎么又对被退回去无所谓呢？我说：“真要往回退你你就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