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当的红学家（第2页）

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不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还是他觉得再不说，也许永远没机会说了。所以，1978年他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你看，20年代以后，我根本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章。”1985年他对《文史知识》谈话中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这些石破天惊的话，和他一百八十度的急转，使得那些赖红学、曹学、脂学谋生的人，沸反盈天起来。

“您怎么啦，俞先生，你走就走好得了，何必临走临走，还要砸俺们的饭碗，害得我们无以为生呢！”

这就是小师和大师的不同之处了：小师形而下，重实，大师形而上，尚虚。求实，则重眼前，为适应利害，必然会训练出许多小聪明、小机智；尚虚，则高空邈远，浮想联翩，有所思考，便有所颖悟，心灵的自由要高于物质的一切。列宁说过，鹰有时会落到后院里来，但它属于天空，最终是要翱翔在崇山峻岭之上的蓝天白云里，那些在垃圾堆里觅食的鸡，无论它怎么飞，也飞不出后院的篱笆。

小师的目光，常常集中在饭碗之内，大师的视线，有时就会超越到饭碗之外。小师生怕饭碗打翻，饿肚子，大师哪怕饿肚子，敢扔掉饭碗。这就是为什么俞平伯敢于否定自己，敢于与从前的我决裂而毫不顾惜；时下的红学家除了穿旧鞋，走老路，陪着脂砚斋一条道走到黑，不可能有太大作为的原因所在。

我一直认为脂砚斋像鲁迅文章中提过的一位阔少，读《红楼梦》太深，陷入角色不能自拔，便到四马路的会乐里（清末民初，那是上海滩的红灯区），发出七八张堂会局票，然后，黄包车拉来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莺莺燕燕地围住了他，便派定自己是宝哥哥那样的自作多情，才生出那么多的感喟吧？有的红学家竟拾俞平伯的余唾，认为这位太滥情的脂评主角，非小说中人史湘云莫属。如果真是这样，《红楼梦》岂不是曹雪芹和他太太开的夫妻店里的产品？

这类滑稽透顶的笑话，都是以今人行事的准则去度量古人的结果。只有在市场经济、追求钞票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妻子写出了名，先生也搭起了顺风车，儿子成了神童，老爹也跟着老王卖瓜的抓钱一族。曹雪芹没落，但并不堕落，他可以赊酒，但绝不揩油。古人也有小人，曹还不至于是，就冲他的一部原稿辗转借走传抄，弄得七零八落地这样轻信于朋友，可见他君子风大于小人气。如果他有一位红袖添香夜著书的夫人，果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史湘云，为他当家作主，不但借阅困难，传抄就更无可能，那么，全书原璧留存后世，岂不使红学家无事可干，无文可写，等着下岗吗？

如果按红学家之见，脂砚斋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高参，那岂不是有点像别林斯基主持《祖国纪事》时，他和他周围作家那样的关系了吗？即或真的如此，别林斯基不会坐着驿车，从彼得堡赶往乌克兰，到果戈理的家乡大索罗庆采村，不识相地介入其写作过程之中。但今天的红学家，偏要把脂砚斋一伙，装进面包车，拉到香山脚下的黄叶村（其实那也是一个红学伪作），与曹雪芹一起写这部不朽之作。

我不知道红学家是有意识回避还是完全茫然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真正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私密化的。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全天候包围着他的脂砚斋集团，按红学家的想象，曹写出一回，脂集团轮流传阅一过，予以点评，曹再进行改写，是一条流水作业线。这想法的形成，实属不可思议，但细想想，红学家也非凭空而来，是根据生活经验，是有所本的。

时下电视连续剧的编剧方式，不就是这样工厂化生产的嘛！我的一位年青文学朋友，被一个剧组从西安请来，住在丰台某机关招待所。那五层楼全被剧组包了下来。一楼是编故事的，二楼是写本子的，他在三楼，是写人物对话的，四楼还有一个车间，是将他的台词再改写成京片子那种油嘴滑舌的土话，因为那是一出写老北京的电视剧。

我开玩笑地问他，五楼可有畸笏叟在？他说，有人送稿件来，有人取稿件走。上家是谁，下家是谁，都很懵懂，很有一点地下工作的劲头。不过，有时候，已写好的某一集，又从一楼、二楼传上来，重新改过。他说，也许五楼会有什么脂砚斋之类的权威，如导演，如老板，因为有时候能闻到雪茄和咖啡的香味，在那里终审，自然有资格“命芹溪删去”，这样，楼下的他们就得返工。

听到这里，我为红学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同时，我也想到，香山黄叶村那里，在曹雪芹与脂砚斋中间穿针引线者，跑来跑去，脚都跑肿了的，当为史湘云莫属了，幸好张爱玲考证出来，大观园里那些女孩子，执行满洲风俗，不缠足。虽然这位最后孤独死在美国的女作家说“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但她并不特别反感“集体创作”说，令我纳闷。后来，我终于悟到，她在美国新闻处打工的时候，也曾经当过写作机器的。

胡适、俞平伯则不然，胡一号倡“自传说”，认为小说的内容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某种联系，但从未断言字字有据，事事皆真，从未断言《红楼梦》即曹雪芹的家传，可当信史来看的。而创史湘云为脂砚斋说的俞二号，也始终未敢大言不惭他这判断百分之百地准确。这两位，固然是红学家，其实更是文学家（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红学家可以想当然，文学家则懂得作家的写作，与照相馆里按快门的师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很难想象在黄叶村伏案疾书的曹雪芹，身边有脂砚斋这样一个小舰队的事实。为什么当下的红学家会如此确信不疑呢？我认为，这不是红学家的错。除了以上这种电视剧工厂化生产的启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中实行的抹煞个性的集体创作方式，也把红学家们迷惑住了。

我在工程队劳动改造那阵，曾经在苦水区修过路，当地老乡喝到我们深井打出来的甜水，咂咂舌头，倒觉得没有什么滋味似地不以为然。这就是惯性，谬误被习以为常以后，正确就会视作反常。他们以为纠合几个笔杆子，关在宾馆或者招待所里，进行集体创作；以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是天经地义的创作方式。

样板戏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朝霞》时期的什么《虹南作战史》等热昏作品，也是这样出笼的。“大跃进”那阵的《红旗歌谣》，更是早期集体英雄主义的“胜利凯歌”。除了郭沫若、周扬这两位编者的大名外，绝大部分的作品，不知作者为谁。在过去五十年里，小说、戏剧、诗歌，很多都是这样以集体创作署名。好一点的，加上一个括号，括号内写上“某某某执笔”字样，就是了不起的恩典了。

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中，成了被膜拜的圣人，可他当年在样板戏的写作班子里，连在括号内露一露脸的资格也没有。正因为如此，到了讲求版权的后来，集体创作就成了一笔缠夹不清的胡涂账。汪曾祺差点被告上公堂，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样板戏《沙家浜》的作者。他这样“觉得”也的确没有错，样板戏《沙家浜》，主要是他写的；但《沙家浜》前身《芦**火种》，却是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而且是标有执笔人名姓的。汪曾祺不写明这孩子是抱来的，就认定为自己嫡生，编入文集之中，难怪要起纠纷了。

这都是集体创作害的，也害了红学家，他们以为这种泯灭创作个性的做法，是理所应当的正确行径，想当然曹雪芹也应该接受这样的安排，做一个括号里的执笔者；想当然脂评集团的那七八个人，像电视连续剧草台班子里的编创人员，起策划、创意、编剧、出点子的作用，因而也就想当然《红楼梦》是曹雪芹和脂砚斋天衣无缝的合作成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匪夷所思的念头？归根结底，红学家是学问家，不是文学家，基本上不甚谙熟文学创作的规律，不甚了然形象思维是怎么一回事。在此基础上，曹大师堕落成为三楼四楼的普通写作机器，而脂砚斋却是在五楼上抽着雪茄，喝着咖啡，有权“命芹溪删去”的主创人员。

幸好，五十年的文学实践，集体创作的名声，已经一蹶不振，在小说领域里，尤其。有的合作者，最后弄得反目成仇，有的夫妻档，最后索性各干各的。看来，别的艺术门类也许能够精诚团结进行创作，文学，大家很难坐在一张写字台上，而小说这一块，恐怕更不能集体的。因此，很难想像在曹雪芹的写字台旁，坐着七八个爷们，还有一两个娘们、在那里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那时，既没有雪茄，也没有咖啡，光这些批评家的口臭，也早就把我们的大师熏死了。

据说，“文革”期间，样板团在“旗手”江青“同志”的关照下，每人每天有一块巴掌大的巧克力可吃，援此例，黄叶村里的曹雪芹，更该愁肠百结、无以聊生了。一来没有银两，二来无处可买，怎么对付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鉴堂、绮园、立松轩、左锦痴道人……这些死缠不放的脂评家，可真让他苦恼透顶。

如果曹雪芹倘健在，肯定会恳求红学家，你们做做好事，开辆面包车来，把这些批评家先生、女士从黄叶村拉走，哪儿凉快，就请他们到那儿凉快去吧！

拜托了！大师会一揖到地，吁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