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第1页）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一

清代陈康祺的《郎潜记闻初笔》里，有几则关于当时文人活动的笔记，很有趣。

其222则《吴俗三好》，曰：“王渔洋谓吴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斩马剑，诛作俑者。”王渔洋在康熙朝，是文坛领袖；官场也很得意，做到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好了得的。因此，文人意气，加上首长意志，加上法官意识，一旦激动起来，就会习惯性地以权势而非文人的口气说话。幸亏玄烨不曾授予他这把斩马剑，否则，不知江南地方该有多少颗士子的脑袋，斩于这把剑下。

康熙本人相当地欣赏他的诗作，录三百篇，曰《御览集》。皇帝为作家编书，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是极高的褒誉了。记得郭老晚年，唱和领袖的诗作，连篇累牍，甚是努力；可未见到毛主席对其作品（除了抗战时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么只言片字的称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之类的讽喻。王渔洋则不同，诗写到被皇帝亲自编纂的地步，那还了得，有了这份殊荣，他不想当官也不行了。于是，翰林院侍讲，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一纸一纸的委任状颁发下来，升官加饷，晋级提职，终于达到士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王渔洋对“作俑者”很反感，挺有道理。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汇，常用来比喻一件不好事情的带头者，或一种不好风气的提倡者。查这个词，语出《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王渔洋的论点，孰是孰非，姑置勿论，但他将批判锋芒直指始作俑者，却是很有识见的行为。在《郎潜记闻初笔》这部书中，其511则《长生殿传奇》和541则《盛名为累》，看看这两则记闻中的“作俑者”，就可知道这类挑事带了一个坏头的人，是如何令人厌恶了。

一、“钱唐洪太学防思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柬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二、“国初，庄廷、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庄、朱皆富人，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在《郎潜记闻二笔》里，其300则，说得更详尽些：“明相国朱文恪公，尝作《明史》。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廷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在清代的文字狱史中，前者，是小事一桩，后者，株连之广，也算一件要案。文人们由于舞文弄墨的缘故，触怒当局，弄得龙颜大怒，而招灾惹祸，一般都是有“作俑者”揭发在先，皇帝老子才会动手在后。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关注诗人作家，但是怕人提醒、告发、打小报告、咬耳朵根，那可就要捅马蜂窝了。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和看戏的“某给谏”，本来就懒得凑热闹，正好，不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假如，那天晚上，他应邀出席了，不但与剧作家洪异交流创作心得，谈得兴起，还与优伶们格外多干了几杯，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一觉睡到天亮。我们试设想一下，他要不想扮演始作俑者这个角色，皇帝想找事端，也挑不起来。如果，我们若不把打小报告的“某给谏”想像得太卑劣的话，他一定要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异，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像，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啊，首演啊，碰头见面，互致问候。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也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之类吧！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忿，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他的想像。这一本，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叙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异，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我想，当后来，“某给谏”得知回到杭州老家的洪昇，由于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以酒浇愁，最终也因酒醉落水而死，他会不后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吗？否则，这位写《长生殿》的洪昇，不知还会写出多少传世之作呢！

而那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始作俑者了。如果他拿到这部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作俑者”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徐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可怕的一类。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摆平了，因为出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主。第二次又跳出来告，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满清入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旧朝，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这种食肉类知识分子，太恐怖了，我想我们也难免会碰上的。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挽胳膊掳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庄、朱二人，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以为这些大牌、大腕、大佬、大人物的名字，一来显出学术品味，二来在市场上好卖。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皆做了刀下之鬼。

重提《郎潜记闻》里的陈年往事，那位使许多人掉了脑袋的徐之荣，罪不容贷，即使千秋万代以后，也是要被人诅咒的。而那位“某给谏”，即使往好里想，他或许并不打算把事情搞到这种不可收拾的程度，但洪昇和众人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那真是太巨大了。冲这一份可恶，我忽然觉得王渔洋想要一把斩马剑诛作俑者的愤慨，倒变得特别容易理解了。

二

就在读《郎潜记闻》的同时，缪俊杰、崔道怡两位老朋友的一篇重头文章《风雨文坛反思录》在刊物上发表出来。其中提到的共和国文坛的第一案的《我们夫妇之间》和那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萧也牧，使我浮想不已。不过，这实在是挺沉重的回忆，一点也不那么有趣了。

马克思说过：“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这一切都只能视作不完善的必然了，但是经过五十年岁月的沉淀，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是到了过去的种种幼稚、浮躁、浅薄、狂热，应该渐渐被沉静、理智、求实、以及历史的辩证法所代替的阶段。公道自在人心，这说法也许不甚科学，但研究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有人坐定下来考虑写文学史的问题，或者，将以前写过的文学史如今觉得有必要重写的时候，我想，这是文学成熟的表现。

于是，那些论理应该忘记，但又不能完全忘记，已经淹没了太久的故人旧事，有可能浮出水面。只是可惜，桃花依旧，人面何处，就不能不令人怅惘。我不知道萧也牧这个名字现在还有多少人记起。他可以说是全国解放以后，第一位因作品受到批判的作家。假如这也可以上《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的话，我想他可以享受这样的“荣光”。我党对作家和作品的批判，早已有之，上溯至延安整风时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病院中》，都是榜上有名的。但建国以后，萧也牧却是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