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风流（第2页）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

最后他感慨道：“此等恃才傲物，跅驰不羁，宜足于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之盛事也。”

古代文人，基本可分三类，一类是完全从属于官方的，姑称之曰“住校生”；一类是身在山林思廊庙，人在廊庙想山林，于两者之间徘徊踯躅、游移不定的，姑称之曰“走读生”；一类就是唐寅这样的，索性当一名“逃学生”，若无缰之马，似不系之舟，要多自由，有多自由，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干嘛非要考中状元，博一个封妻荫子呢？

唐寅（1470—1523）死后，李贽（1527—1602）出生，如果说前一代才子只是创造了离经叛道的生存方式，那么后一代才子从理论上提倡“好货好色”，人之本性，生活欲望，并非罪愆。这样，那些文人中的走读生、逃学生，便大解放，大轻松，便大放肆，大出洋相。文人的放浪和**，也对社会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拍案惊奇》的凌濛初曾经对十五六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而**，是建筑在赵翼所说的“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上的。《金瓶梅》以及随后直至明末清初不绝如缕的**小说，能够应运而生，一是商人阶层文化消费的必然，一是整个社会的**风所致；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和很多分封世袭的王，是这股**风的总源头。

据《明史纪事本末》：“先是大学士万安结（宪宗）万贵妃兄弟，进奸僧（制**）以固其宠，上（孝宗）在东宫，稔知其恶。至是，在内中得一箧，皆密术也。悉署曰：‘臣安进。’上遣人持至阁下，曰：‘是大臣所为乎？’安惭汗，不能出一语。”可见当时从皇室到民间，使用**，制作秘方，已成普遍现象，御女之道，**，更是司空见惯，春宫图画，**具亵器，街头公开买卖，召娼狎妓，苟且娈童，犹如家常便饭，社会风气糜烂，道德精神腐败。武宗、世宗、穆宗，无一不是**君，光宗、熹宗，都是没当几天皇帝就驾崩，与纵欲不无关系。

帝王如此**佚，臣工岂不效尤？

“严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银铸妇人，而坐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严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发声，婢口已巧就，谓之香唾盂。”“严氏籍没，郡司奉台使檄往，见榻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众。有知者掩口曰：‘此秽巾，每与妇人交，辄弃其一，岁终数之，为**筹焉。’”（以上均清代周吉士《寄园所寄》引自《笑史》）

那位名相张居正，也是生活在姬妾环绕的众香国里，连年轻时的万历皇帝，看到他身边的青春女子，都眼馋得不行。此公为国操劳，为家更操劳，大量服用**的结果，便是燥热不宁，欲火上升，哪怕到了四九寒天，滴水成冰，他也戴不住帽子。但最厉害的，还得数一位已属远支的王，竟生出两百个儿子，可见其一生，大概不干别的事情了。一间养鸡场，多少母鸡需要一只公鸡同笼，是有比例的。这位王爷有两百多个儿子，至少要有五六十位妻妾需他播种。养鸡场要找到他，该节约多少成本呀！

文人，尤其才子型的文人，当然更不例外。江南名士何元朗宴客，脱下妓女的鞋子行酒，王世贞作长歌以纪之。戏曲家臧晋叔与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赠诗送别。屠隆千真万确患花柳性病而死，在他发病期间，汤显祖作诗：“长卿（即屠隆）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这组诗绝非中伤他的好友，因为那个时候，得了性病，并不有损此人的品德，相反视为风流韵事。（以上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

在如此炽热的**风下，兰陵笑笑生抛出这部奇书，他究竟的是谁，有好几十种推断，但没有一个说法被认定。但是，此人必是一位名士，是毫无疑义的。他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直接性描写的先河。先前的文学传统中，并非无此类性文字，但到他这里，公开的，而不是隐晦的，暴露的，而不是收敛的，恶俗的，而不是文雅的，大张旗鼓的，而不是点到即止的性描写，可谓集大成者。

他也提供给后来许多无聊文人的一个保证赚钱的饭碗，裤裆文学，永远能卖出好价钱的。所以，这类书籍的出现，首先是有闲，其次是有钱，闲和钱，两者不可缺一，才会有消费文学。作者要有闲，读者也要有闲，而闲是要钱来支撑的。所以，既有钱，又有闲，文学才会风花雪月。烽火连天，子弹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没法性灵；或者，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眼冒金星，危哉殆也那一刻，一部足本《金瓶梅》和一个碗大的馒头，让只选一样的话，肚子会替这个人作出决定。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本流，则着意所写，专在**，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仍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我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翻查属于具有情色文字的明代小说，从《金瓶梅》始，到最近从俄国发现的手抄本《姑妄言》（其实已是清初作品）止，约为六十余种。

一、“作者佚名”，“著者不详”，“作者不可考”，“无作者”，“不题撰人”，“姓氏无考”者，为绝大多数。

二、署名如“兰陵笑笑生”，“钓鸳湖客”，“醉西湖心月主人”，“冻鲁落落平生”，“古吴金本散人”者，真实姓名及其生平，均不可考，又占去一部分。

三、最后，署真名，如《肉蒲团》可证实为李渔所著者，是极个别现象。

由此可见，这类明代情色文学的作者，写正文的时候，也许不知耻，但在落笔署上自己名姓时，还是有一份知耻之心。所以，那些“专在**，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末流者，那些“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仍作小书”的尤下者，都努力隐去姓名。肮脏文字要写，龌龊钞票要赚，但真名实姓是绝不署上的。即使用一个笔名，也是金蝉脱壳、不留痕迹的把戏。

作家写性，无论中外古今，为性而性者，少；为钱而性者，多。

生前不被人指责，死后不承担臭名，对这些明代“真实姓名无考”的情色文学作家，我逐渐有一点理解，他们实际上并非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如有狂疾”，其实，他们一不无知，二不无耻，只是市场的驱使、书商的唆使、有钱有闲阶层的诱使罢了。

反观当代裤裆文学的作家，无论男的女的，倒没有一个想隐名埋姓的。我不知道这是无知，还是无耻。呜呼，写到这里，我也只好黯然搁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