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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一

爸爸此生，读的书没我多，走的路没我远，对中外文明的思考没我深。我原先以为，像我这样独行特立的人，对父母的实际依赖不大，因此家庭对我而言，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审美价值和精神归憩意义。

爸爸去世才两天，我的这个想法变了，发现一切并不是那样超逸。

回想他的全部经历，从他回乡结婚、移家上海到写下那些借条，我看清了，他一直在向大地、向上天索借着全家——特别是儿子们，更特别是我的生命支点。

他的心愿很大，行为却很具体。他不善言词，不会表达，因此连他的行为也被大家漠视了，包括被我们这些儿子漠视。

这是万千家庭中都会发生的代沟委屈。也许代沟的两边互有委屈，但委屈最重的一方，总是父辈。

直到爸爸去世才知道，天下儿女真正理解父辈委屈的深度，总是在父辈离开之后。

因此，这也总是儿女们追悔莫及的痛点。

我的痛点是，少了一次与爸爸的长谈。

长谈的内容，是关于爸爸一九五七年把全家搬到上海来借住的举动，究竟有多大意义。

这是他平生最大的举动，他希望获得合理的评价。

在灾难的岁月中，他曾对自己的这个举动产生过几次怀疑。开始是当他被关押后全家立即饥寒交迫的事实，使他想到如果仅他一人在上海，就不会这样。后来发现所有的子女都要到陌生的地方上山下乡，使他更加后悔当初把全家搬来的计划。祖母高龄返乡以求重新召唤子孙回家的悲怆壮举，更使他抱愧自责。

但是，自从灾难过去，他的自信已稍稍回来。

他大体知道我在上海的磨难，却也看到我在上海的成长。他一直想问我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当初上海来对了吗？

他又觉得这个问题过于着眼过去，过于着眼功过，可能不合时宜。

然而他一直在暗暗等待着，等待着一次长谈。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略感踏实。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书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叠叠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雅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才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有没有？”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余秋雨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书名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地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像话。

但从此，爸爸关照几个弟弟，报刊上有关我的消息，拿一点给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杂志，不知是哪个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记者问。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记号的一段，问我：“这话，记者记错了吧？”

我从来不在意报刊上有关我的文字，拿过来一看，是这样一段对话——

问：请问余教授，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

答：小学语文课本。它让我认识了毕生阅读和写作中的绝大多数汉字。

问：再请问，对你思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