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第2页）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他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的“提法”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唯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唯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

三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阴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真实的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玩具枪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枪毙判决，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枪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件事情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只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词。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迎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早年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在大字报前面，不断说自己是讽刺。

我反对造反派的一切示众行为，但对这件事，心情有一点复杂。因为万一这位先生近乎疯狂的投机心理得逞，我们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妈妈总算没有迎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宿舍对门已故熊佛西院长住宅的竹篱下。她不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连头顶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们学院的这个高音喇叭是有名的，何况它现在正悬在我妈妈的头顶。

畏缩在竹篱前的妈妈满脸愁苦。竹篱上缠着花藤，与妈妈出嫁那天花轿路边的景致相同。花藤的颜色和竹篱的颜色都很黝黯，像是用铁杆铁丝扎的，而且都生了锈。但一到开春季节，就会奇色喷涌，一路是花。

此刻妈妈不会有这种回忆，她只觉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么陌生，唯有缠满花藤的竹篱有点眼熟，可以供她短暂躲避，躲避在这里等待她的儿子。

她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是：“阿雨没东西吃了，我知道。”说着把一张早就捏在她手里的两元纸币按在我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