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冬天（第1页）
那一年的冬天
那一年的冬天
1976年的冬天，我记忆尤深。那时我13岁多了。
那年的冬天，学校安排我们44班和45班到校办农场劳动学习。时间是三个星期，21天。
校办农场离县城有十来公里，里面有一个水库，水库边上砌有一排石头房子，分隔有七八个房间。周边都是起伏不断的泥坡，坡上种满了甘蔗、木薯。入冬了，甘蔗和木薯的叶子已经枯黄，远远看去，每个泥坡像一颗颗苍老的头颅，而干枯的叶子，就像头颅上乱蓬蓬的毫无光泽的毛发。
那个地方，是我们经常要来劳动的地方。
这次到校办农场劳动学习，自带被褥、大米、书本以及劳动工具。出发前，大家先到学校集中，拖拉机先把大家的被子拉走，我们就各自挑着泥箕、锄头、铲子，跟着出发。刚出校门，还保持队形，但到了郊外，走上公路，就散开了，稀稀拉拉的，像逃难的难民。
水库边上的那排石头房子，正好装得下两个班的男生女生。里面早就备好了上下架的木床。
入夜，宿舍旁一间小房子里，突然响起了“突突突”的电机声。一瞬间，我们的房间灯亮了。
但就只亮了一晚。
第二晚，班主任每个房间发了几支蜡烛。住上架的同学，把蜡烛插在床头，将房间点得通亮。
第一次集体同居，大家都觉得兴奋和新奇。外面黑麻麻的，没什么好去处，大家就躺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讲故事，讲笑话。
这样的生活，在家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但讲着讲着，肚子就饿了——每餐大都是青菜，偶有几片肉片，没有油水，饿得快。
可偏偏那个时候，平排住上架的两个同学，各拿出了饼干，悄悄地啃。灯太暗，他们的吃相我们看不见，但听得见：啃第一口，是“咔”的一声脆响；接着含在嘴里咀嚼的时候，是“沙沙”的闷响。虽然嚼得很轻，但那种响声却带着一种优越，从他们的蚊帐里窜出，继而变成一股香味，从头顶飘下来，飘下来，穿入我们的蚊帐，钻入我们的鼻孔，流入我们的肠胃，不断地搅，搅啊搅，搅得我们六神无主，饥肠辘辘，谁说的故事和笑话，都无法听下去了。
谢天谢地，好在他们不是每晚都嚼饼干。要是晚晚如此，我们不是因为老死，而是被馋死！
那时的冬天来得快，才到十月，天就冷了，我记得，每天早上起来，走到屋外，路边的野草都结满了霜。那霜是薄薄的一层，呈白色，裹着每一株野革的秆和叶；秆子和叶子是绿色的，从白色的霜里隐隐地透出来，那一层霜就显得晶莹和透亮。窝在坡底的水库，形状像个大水锅；水面浮着一层白色的雾气，随着风一排一排地飘拂，像一锅将要烧沸的开水。我们就在水库边刷牙洗脸。那水并不温暖，冷得我们直打冷战。
我们带来的课本根本没用。吃了早餐，老师就分配我们去劳动。今天去砍柴，明天去挖坑，后天去种树……天天都有活干。
干着干着，我们就盼望开饭。
宿舍旁边有一间十来平米的瓦房，那是我们的厨房。两个班各煮各的，大家把碗集中放在案板上，饭菜好了，就由做饭的同学分。分菜时，那菜香自然要飘出来，并且翻山越岭，让在几里之外劳动的我们，嗅得忍不住直吞口水。
根据菜的味道，我们一起竞猜今天吃的是什么菜。
有时候，香味是一种很残忍的折磨。
其实吃什么菜都很容易判断。我们每天吃的菜大都是时令青菜或少许的肉片。那都是我的同桌黄波踩单车到县城去买的。他买回了菜，就不用干别的活了。
之所以让他去买菜，是因为他母亲是县食品公司的职工，所以他买肉不仅方便，而且不用肉票。远远地见他归来，我们会挥起双手大声欢呼。
能不能吃上肉，就全靠他了。
他是一只幸福的鸟，能在这山野里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
有一天，一个花名叫“安南珠”的同学，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他没有老老实实待在宿舍里睡觉，而是独自跑到到水库边用弹弓打中了一只水鸭。他兴冲冲地提着那只连鸭毛加一起都不足二两重且又半死不活的水鸭，来到厨房：今晚加菜！今晚加菜！
厨房里根本就没人。他扫兴地提着那只死水鸭走了出来。
他不知道，那只水鸭让他栽了！
工宣队的同志闻讯，把他叫到了农场办公室。
“工宣队”就是工人宣传队的简称。那时流行工人进驻学校，监督办学，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工宣队进驻。工宣队的任务就是发现和制止学校出现的任何问题，这有点像国民党派往各个部队的特训处。此次跟我们一起来的有两位工宣队队员，一男一女，据说是县印刷厂的工人。他们威严无比，走到哪儿，那神态都是目空一切，蔑视一切。
那天，我正好路过农场办公室，听见那女工人在声泪俱下地训斥“安南珠”：你不好好劳动，以为打水鸭光荣啊？我像你那样的年纪，苦啊，书不能读……
我听到了那女工人的抽泣声。那抽泣声很凄苦，仿佛要把“安南珠”拉到她苦难的童年，让“安南珠”深受教育后幡然醒悟，痛改前非。
但我怀疑那抽泣的真实性。因为，人家打了水鸭，跟你的童年有何关系？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女工人的训斥声：你是什么阶级立场啊？什么觉悟啊？打水鸭……没收你弹弓，没收你水鸭！
我退到了远处的一棵树下。
不一会儿，“安南珠”走出来了，两手空空，一脸愁苦。
那女工人也出来了，眼睛红红肿肿的。
她个子矮胖，脸庞圆圆大大，看不出她童年有什么苦难，需要哭泣来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