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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秋雨老师，按照世界历史的常理，一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国力崛起，应该带来里里外外的敬佩、赞叹和趋附，但我们遇到的情景却不是这样。很多分析家把产生这种不正常情景的原因归咎于贫富差异，外国嫉妒，或策略有误，其实差异、嫉妒、失策等，是发展中出现的正常现象，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遇到过。我认为现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我们缺少一种能够让人亲切沟通、广泛感应的当代文化，您同意吗？

答：我说过，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闹市街口，不管是本城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某种陌生和紧张。巨人作出一个个造型，佩上一条条绶带，用处都不大。原因是，大家都无法感知巨人的脾气和性格。

巨人的脾气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

就像当年英国的旗帜飘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至少让人以为，里边似乎包含着莎士比亚的影子；就像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后，经常会用贝多芬、巴赫和歌德让人对它另眼相看；就像美国纵横捭阖、盛气凌人的时候，总有好莱坞影片的诸多形象相伴随。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好像做不来这些，一直忙着排场很大、格局很小的事情。结果，常常越“文化”，越让人感到陌生。

问：现在看起来上上下下都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不断说“文化是精神家园”之类，以示重视。但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各国通用的寻常比喻，对吗？

答：“精神家园”的比喻还不错。但是，关键在于是什么“精神”。如果“精神”来自于利益集团、民粹主义、极左极右、自狂自贬，这样的“家园”是可怕的。

问：后来又提出了“核心价值”，同样缺少确切内容。秋雨老师知道“核心价值”是指什么吗？

答：好像主要属于社会政治思想范畴，又加上几个美好的词汇，与文化有一点粘连。但是应该看到，能够提出“精神家园”“核心价值”的概念，尽管内容还不明确，也已经传达了一点比较乐观的信号，表明已经有人知道，中国今天面临的真正困难，在于精神价值。

问：秋雨老师是否认为，现在中国遇到的种种社会矛盾，都与精神价值有关？

答：对。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是很多人缺少“精神居所”。富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安顿；穷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自我勉励。遇到了冲突，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排解；遇到了大难，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升华；伤害了别人，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作出自责；做错了大事，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铭刻羞耻……这些都是。如果在精神价值上一直缺少正面归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失去魂魄。

问：既然已经知道了精神价值的重要，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起色呢？

答：因为有很多“伪精神”“伪价值”半路拦劫。大家都把一系列山寨版的“精神价值”当真了。

问：山寨版的“精神价值”有哪些？

答：我必须说明，把山寨版的“精神价值”当真的，大多是好人，因为他们还相信有“精神价值”这回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得温和一点，称之为可疑的“精神价值”。

简单说来，可疑的“精神价值”，在民间祭拜的是“成功”，在官场祭拜的是“民意”，在学界祭拜的是“国学”。

把这三者加在一起，使中国这个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因“成功”而势利，因“民意”而喧闹，因“国学”而陈腐。这样的性格和脾气，当然很难让人喜欢。

问：这三个可疑的“精神价值”，其实也正是您一再警惕过的“文化伪坐标”，概括得令人震撼。它们眼下还在流行，而且势必流行下去。那么，能不能稍稍花点时间，展开讲述一下？

答：可以。

问：先说说民间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成功，好吗？

答：好。“成功”的正常含义，是完成了一件让大家高兴的好事，但现在民间追求的“成功”，却把大家当作了对手，争夺只属于自己的利益。下一代刚刚懂事，就从家长、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伪坐标。很多家长直到今天还咬牙坚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奇怪志向，拉拽着自己幼小孩子的手开始了争取“成功”的险恶长途。但“成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可以原谅的是，中国在兵荒马乱中苦了几百年，多数家长没有领略过那个名之为“成功”的高地，因此要像驱赶小羊那样把自己可怜的孩子赶上那些崎岖的山道。他们不知道，那个山间高地上寒风凛冽、风沙扑面，又处处容易失足。

很多家长把孩子的学历当作“成功”的标志。那么，你们这些北大学生也就成了他们的楷模。不知道你们当时考上北大，家乡有没有敲锣打鼓？其实最好不要敲了，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课时结识不少已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也都在为寻找合适的职业而苦恼，并没有得意洋洋的神色。山外有山，越走越累，哪一步算是“成功”？

“成功”这个伪坐标的最大祸害，是把人生看成“输赢战场”，并把“打败他人”当作求胜的唯一通道。因此，他们经过的地方，迟早会变成损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问：请再说说官方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民意，老师方便吗？

答：对我来说，什么都方便。

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看，官方关注民意当然是好事。但是从宏观文化学的角度看，如果“民意”成了一种当代图腾，是危险的伪坐标。

“民意”如何取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即使取得的方式比较科学，“民意”也三天一变，流**不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旦陷入号称“民意”的“群众广场”中，也都失去了证据分析、专业裁断、理性判别、辨伪鉴识的能力，因此只能在众声喧哗中“从众”，在群情激昂中“随群”。也就是说，这种“民意”中的我们，早已不是真正的我们。

在当代，这种“民意”一旦发酵于传媒网络，看似接近真相，实质早已成为另一个事端。传媒与口水构成一种“互哺互慰”的恶性循环，在山呼海啸中极易构成灾难。

我经历过的“文革”灾难，一开始由“上意”发动，很快完全失控，任由“民意”驱动，处处都是“革命群众”（亦即当时的“弱势群体”）组成的“民间法庭”，九州大地血迹斑斑。“文革”结束后，我曾多方寻找害死我亲人、关押我父亲的恶人，但最后的回答都是一样：革命群众。

现在不少官员把很多非理性、无统计的所谓“民意”当作精神价值，我认为，一是无奈，二是作秀。北大学子，必须警惕。

问：我喜欢老师的痛快淋漓，而不喜欢文化学术界惯常出现的那种左右逢源、貌似全面的废话。现在想请您再说说学界祭拜的那个“文化伪坐标”——国学，这对老师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答：“国学”，如果说成是“中国学”“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经典”等，就很正常了。但现在，执意要把一种学问抬升到可以与“国旗”“国歌”相提并论的政治高度，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至少，会对国内同类文化不公平，会与国外同类文化不相融。

举一个小例子就明白了。如果说京剧是“中国戏剧”，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把它说成“国剧”，就套上了“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金项圈。这样一来，该怎么处置比它更经典、更悠久的昆剧？怎么处置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的元杂剧？

而且，现在京剧也遇到了重大生存危机。如果封成了“国剧”，还有谁敢动它？还有谁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