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怕胡庸医（第1页）

最怕胡庸医

人有病，要治，文有病，要评；治和评，这两者工作对象不同，工作性质却是相同的。不过，治人病者曰医生，曰大夫，治文病者曰批评家，曰评论家，称呼上有所不同罢了。据我所知，中国作家身体健康者有的是，但作品是否也很健康，谁也不敢打包票。因此，如病人需要医生一样，作家需要批评家和评论家，更需要前瞻性的文学理论家。

清人唐甄在《潜书》中说：“一饮之而不良，再饮之而无效，三饮之而疾不去者，必庸医也。”文学家对于评论家的好心指点，哪怕他字号再老，名头再大，也要具有这点最起码的清醒。

——海明威说过，30年代的一些美国作家，患上不育之症，写不出东西，就是评论家教导的结果。

秦可卿病得很重，贾府上下焦急万分，请来名医张友士，诊脉以后说道：“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这番话的意思，连傻子也听明白了，何况贾蓉？可到底害的是什么绝症？医生不说，作家也不说，《红楼梦》中这位始终是谜团一样的美人，又多了一层悬念。

据张大夫“或以为这脉为喜脉，则小弟不敢闻命”的话来推测，即将香消玉殒的，也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的最完美女性，有可能患的是妇科肿瘤之类的病症，而且到了晚期。再高明的医生，也是回天乏术了。

平心而论，人之垂危，是很值得同情的，无论以往有多少不是，也不应该苛责了。清末的王希廉，即护花主人，最早的《红楼梦》评点家之一。在大夫阐述病情一段，于书眉批上“一副色欲虚怯情状”的评语，是有欠厚道的，无论如何，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了嘛！

评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李卓吾、金圣叹、李渔、毛宗岗，为其佼佼者，在古典小说批评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位置。评点式批评，及时跟进，随感而发，嬉笑怒骂，生动活泼，是其优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忽略全局，是其缺点。因此，长于“后顾”，短于“前瞻”的手术刀式的评点，作用于文本的意义，要大于对文学运动、现象、潮流、思潮的探讨与研究。中国的文学评论家，或批评家，所以“事后诸葛”者甚多，“高瞻远瞩”者甚少，恐怕和评点的这种弊端有关。积习相沿，旧风不改，也是当代中国大师级评论家难产的原因。

虽然不少人自命为大师，或被徒子徒孙尊之为大师，那是小圈子里的室内清唱剧，纯属自娱自乐。这位王希廉，大概也是有“大师感”的人，在那里信马由缰地开评。北京有一句俗话，形容某个人胡说八道，叫做“真敢开牙”，他就是一个。其实，此公倘不是依附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谁会知道他是老几呢？谁会在意他说的那些昏话呢？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这也是《红楼梦》问世以来，招来不计其数的食客，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的缘故。凡树大，底下乘凉者必多，凡显学，赖以蹭饭者必众，凡本主儿长眠地下无法从棺材里爬出来辩白，那些“真敢开牙”的家伙必蜂拥而上，这就是大师难逃的悲剧命运。

“护花主人”得风气之先，是较早啃红学得了便宜的一员，称得上是时下所有捧“红学”饭碗者的前辈。他这“雅号”，自作多情，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那假正经，令人讨厌；他那自以为是，令人讨嫌。对不怎么样的批评家来说，无论古今，都患有这两种胎里带的毛病，很难治愈。有什么法子呢？怀有太多的一己之私，必假正经，凡罔顾客观自说自话，必自以为是。于是，一张油脸、一双鼠眼、满嘴喷沫、口臭熏人，让人受不了。

评论界的这种陈年痼疾难除，也就别指望当代文学批评史，能够使人多么振奋。

显然，此老为焦大“爬灰”说、脂砚斋为“**丧天香楼”说所囿，偏往歪处想，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尽管从孔夫子起，提倡中庸之道，讲不偏不倚，讲无过无不及。实际上，数中国人最不中庸，不是以偏赅全，就是矫枉过正。好，好到无以复加，完美无缺，恨不能将所有谀词都用上；反过来，孬，也必然孬到一无是处，连本非孬的一切，也挂搭上了。

其实，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但秦可卿一病，真可怜哪，这位漂亮女士，倘得不上艾滋病，起码也要得上花柳白浊，杨梅大疮，才对得起列位看客似的。王希廉一句“色欲虚怯情状”，这位长门长媳，要在“文革”期间，就该挂上破鞋游街了。所以，对于说得太好，好得不得了，或说得太坏，坏得不知没了底的文学见解，应该抱老农“听蝲蝲蛄叫唤，还不种地”的质疑精神，爽性去他妈的。因为，王希廉虽已作古，但王希廉式“想当然耳”的评论，是不会绝迹于文坛的。

这位经冯紫英介绍来的医生，望闻问切以后，提起笔来，开了一张药方，共十四味，外加两味引子。对中医药了然无知的我，曾经拿着这方子求教过认识的大夫，那也是《红楼梦》的一个读者，他说，这应该是一副既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安慰剂，作为医生，总是要聊尽人事的。

酷评家对他要灭的作品，就缺乏最起码的宽厚了。

很惭愧，早先读到这张药方，总是一瞥而过，从不思量。后来，我也学着写些东西，懂得写作的“惜墨如金”，和“一字不易”的道理，便揣摩到作家的每个构想，都具有其个性化的特质。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尤其那些特别要写出来的东西，必然带着轨迹可循的个人色彩。便对大师的这份执拗，感到好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不知道大多数读者，不会介意这张药方的吗？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巨册《红楼梦》校注本，方子上每味药的具体分量，几两几钱都明细标出。但绝大多数版本，如俞平伯、李希凡校订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历次版本，如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中的《石头记》版本，都不买大师的账，通常略去这些细节。因为，方子已属多余，有这个分量，无这个分量，更无关紧要。

“良工不示人以朴”，他这样做，必有他的道理。尽管红学家多如过江之鲫，但很少有人悉其用心之苦，不由得为大师的寂寞一叹！那个最为絮絮叨叨，最为婆婆妈妈的脂砚斋，居然保持缄默，让我意外。

这真痛苦，评论家一失语，读者不就该无所傍依地惶惑了吗？

不晓得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否于文字中，插入一纸处方者？因读书不多，所知有限，不敢断言其无。但中国有小说以来，唯见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第六十一回，李瓶儿丧子以后，哀毁成疾，西门庆曾经请了一位赵太医来给她看过病，出现过药方。但那仅是几句顺口溜，作不得数。不像曹雪芹郑重其事，将一张正经八百的药方，堂而皇之地条列作品之间。如果能够上吉尼斯纪录，估计，《红楼梦》为独一份。

一般来讲，作品中写医生及其治疗过程，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情，曹雪芹偏要录入这张无趣的药方，首先，不能不敬服大师的相当自信，他估计到你不会细看，也要照抄上去。做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如此破天荒之举动，恐怕只有他方能为之。一般作家，想都不敢想，更甭说做起来了。我等小八腊子，纵使借给咱斗大的胆子，也未必敢干。

其次，我也试着想，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作品，应该有“万皆备于我”的气度和胸怀。但这张干巴巴的药方，能炫耀其作品之包罗万象，能显示其学问上之广知博识吗？如果把曹雪芹看成如此浅薄，那倒是对大师的亵渎了。因此，我一直尝试着理解大师，将药方固执地留在作品中的意图，是不是有一份难以忘怀的心结在？

家道败落，生活困厄，弱妻病子，潦倒西郊，“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大师的那一份艰窘，可想而知。穷，当然不好过，也不是不能过。假设他早年不曾“锦衣纨绔，饫甘餍食”，也许躬耕自娱，粗茶淡酒，甘苦其中，无怨无悔，不是不能将就一辈子的。可富“过”以后再穷“过”，那盛世辉煌、钟鸣鼎食的记忆，对生计艰难、穷困潦倒到如此田地的他，重温锦绣年华的绮丽往事，除去悔愆交织，惭恨相继，还有什么呢？这种熬煎的痛苦，折磨的滋味，对于诗人心灵上的戕害，甚于“饔飧有时不继”的饥馁，甚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拮据。所以，儿子痘殇，新妇飘零，伤感成疾，泪尽而逝，是他，也是他这既贫且病的一家子的必然结局。

在书中，贾宝玉赞美煎熬中药的那股气味，胜过世间一切的香，恐怕也是曹雪芹长年离不开药罐的体验。因此，药方虽区区不足道，一定寄托着大师一份不了之情，难尽之意。无论如何，这位最早启发了贾宝玉性觉醒的女人，这位第一次使他尝到禁果滋味的女人，这位在他情爱途程的起跑线上起过催化作用的女人，成为他心灵的守护神，是可想而知的。那么，焉知这张药方，不是曹雪芹与这位女神契约中的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呢？

正如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药》的结尾，坟上出现一朵小小的花，在风中摇摆那样，是他对牺牲者在愚昧中永远孤寂的死所作出的一点心祭。鲁迅先生说出来了，我们有幸知道，曹雪芹没有说，我们只好体味和猜测了。

评论家居高临下，鸟瞰众生，难免有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粗疏。像王希廉这样的评家，敞开乌鸦嘴，大放厥词，搅七念三，完全是猪八戒吃人参果，根本不知其味，纯系扯淡了。因此，庸医杀人，庸评杀文，这样说固然偏激，但用来类比的话，还是有一定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