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德山（第1页）

§重返德山

去广岛前的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遭遇很多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四人帮”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三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一副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呻吟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像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江青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12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分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作“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这样子吗？跟宣传的可不一样呢！”

有一次为一件事我和监督人争了几句，那个人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还敢顶撞？”我说我听不懂他的日本话，他伸手就把我刚打开还没吃的饭盒夺过去扔到水沟里。正好这时百合子取样儿来了。一看见她，我就感到耻辱像火一样烧得我全身颤抖，我不顾一切朝那个人叫骂起来。那个人抓住我，发疯似的殴打。百合子赶过来拉住那人说：“厂长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开后，轻轻对我说了声：“真对不起。”然后低着头，满脸通红噙着泪走开了。我无心再顾那个饭盒，一个人躲到角落去饮泣。过了一阵，一个女工拿着饭盒找到我，说是百合子拣回来，托她送来的。打开盒盖，见里边放着一个用紫菜包着的饭团。

在那军国主义统治全日本、中国人到处受敌视和蔑视的环境里，一声“邓友梅先生”，一个紫菜包的饭团，代表着多么崇高的正义感和真诚的友情啊！正是这种人民之间的同情友爱战胜了法西斯制造的残暴与偏见，历史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吧！

战争的局势终于倒转，工厂停产了，工人被赶去拆毁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难的大婶大娘哭哭啼啼，被赶进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军阀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声中，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我在新四军听到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消息。广岛距德山不远，那些共患难的大娘大婶，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轻伙伴都安全吗？我希望原子弹只射向日本军阀，不要伤害那些和我一样吃苦的穷人。这当然是孩子的想法。

时间过去35年多了，我又来到了日本。我怎么会不想探望一下德山这块土地，再见见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朋友呢！这种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觉了，他们热心地为我做安排。

秋冈先生像个老大哥，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

8日那天，雨后初晴，一早晨，中国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馆来接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光”号快速列车去德山。比起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纸画了一张德山的简单地图，标明了当年工厂、宿舍、车站、医院几个位置。我指着图简单地讲述一些当年生活情况。听到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面色都沉郁下来，山田先生极力把头扭向窗外，以掩饰眼中的泪光。我忽然想到，这次来，我是找朋友叙旧情的，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为了扭转气氛，我把草图交给山田先生，问他：“你看，画得还对吗？”

山田长长吸了口气说：“我只能说你画的工厂、车站两个位置还对。旧的德山我没到过，战争后期这里已经炸成瓦砾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广岛到德山，坐新干线火车只要20多分钟。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说：“这就是你干活的工厂，德山曹达株式会社。”

我在德山时，曹达工厂是最大的工厂，除去附近还有一个水泥厂和一个较小的东洋曹达工厂外，再没有工业。现在望去，沿海一片数十里，全是银白色工业建筑物，要在它们中间分辨出德山曹达工厂来，是很困难了。

我们在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问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画的草图交给他。他说：“请稍等一下。”便拿着这张图走出去，过了三四分钟他笑嘻嘻地回来说：“我为你复制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图，想不到您画的这张图大体方位和地图是一致呢！”大家听了都伸过头来拿两张图比较。西村说：“可惜你要看的许多地方看不见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仅房子没有了，那条街也不存在了。那时德山只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了。”我说：“看到德山这样兴旺、发达，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兴。”他说：“发达也带来新问题。这里是日本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震动世界的水俣病就在这一带。我们在为这个斗争呢！”

德山曹达工厂派人来接我们，驱车直到办公楼。这一路应当是我最熟悉的，我却找不到一丝相识的痕迹了。工厂的董事、人事部长、专务齐集楼门口欢迎我。到会客室刚坐下，董事长友清英雄先生热情地赶来，他正在召开一个会，临时把会停下赶来了。人们告诉我，当年我在这儿做工时，董事长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工程师。战后这个厂被封闭四年，原来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现在的领导层是战后新起用的。董事长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热情欢迎您来，在那个年代，您在这里吃苦了。”

我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我这次来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