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廖耀湘（第2页）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噬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林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是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长。
事实上，每位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官兵，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穆旦如此，廖耀湘也是如此。部队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老子说得好：祸兮福之所依。对廖耀湘个人来讲，这倒不是件坏事。第一、他的声誉不降反升。因为连野人山的蚂蚁都晓得，把部队带进山里不是他的错。相反，正因为他卓越的指挥能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而且他的个人体魄也让全军叹服。到达印度的列多后，大部分官兵都是形容枯槁，卧地休息，他却神采奕奕，在军营里跑来跑去，看望慰问官兵。蒋介石了解情况后，通令嘉奖廖耀湘，全体军官晋升一级，士兵全部提为干部。杜聿明则被老蒋调回国内去了，代替他的是同为黄埔一期出身的资深名将郑洞国。史迪威则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兼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第二、这次野人山行军也可以说是一次极其残酷的练兵，能够在那样艰险环境中存活下来的官兵，都称得上是精英，拥有了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廖耀湘正是以他们为骨干，整编出国民党五大抗日王牌军之一——新六军。第三、因为这次实战磨炼，廖耀湘对丛林作战有了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开始对这项特种战术进行系统思考，写出了《森林作战法》这部阐述特殊环境下如何作战的军事著作，及时训练部队。他本人也以此为起点，逐渐成长为当时世界上最擅长丛林作战的将领之一。
中国远征军（当时官方称呼改为中国驻印军）在美军驻印度的兰姆伽营地整训了一年多。蒋介石也很够意思，一边从昆明空运新兵补充到各个师团，一边从印度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运来美式武器装备部队。到了一九四三年底，憋足了劲的远征军开始反击了。廖耀湘率领新二十二师，孙立人率领新三十八师，从印度的列多出发，向缅甸北部进发，缅北反攻战正式拉开帷幕。
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第三营行进至大奈河北岸的拉加苏时，被日军团团围住。史迪威下令刚抵达新平洋地区的新二十二师先锋部队六十五团前去解围。他制定的方案是：沿大奈河北岸，直扑拉加苏，解围后再渡河夺取大洛，控制整个大洛平原。这个命令如果下给了别人，也许就会遵照执行。但第六十五团团长傅宗良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个性很强。他认为，如果遵照史迪威的命令，确实能够很快解围，但那是正面硬攻，只能迫使敌人撤退。此后渡河攻取大洛，风险很大，很可能陷入苦战局面。傅宗良不但能看出原方案的弊端，还制定出新的进攻方略。他的谋划是：立刻渡河，沿南岸挺进大洛，这样既可以切断日寇据点孟关的后方补给线，又能迫使北岸围攻第三营的敌人撤回南岸，以确保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大洛，这样既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拉加苏之围也能不攻自解。傅宗良是个很有胆量的人，他认定自己的计划正确后，竟然不向上级报告，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清晨，渡过大奈河，沿南岸往大洛进击，同时将计划电报给尚在印度列多的的廖耀湘。廖耀湘接到电报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拍案叫绝，认为这就是古代兵法中的“围魏救赵”。廖耀湘本身就是个喜欢出奇兵的人，傅宗良这一招很对他胃口。但是史迪威晓得后，很不爽，觉得这是对他权威的挑战。他立刻给廖耀湘下令，要求按原计划实行，并将傅宗良撤职。廖耀湘考虑再三后，决定还是着眼于实际作战效果，向史迪威报告说这次行动是经过他批准的，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然后写了封信，把情况以及具体作战方法一一做了说明，让副师长李涛携带赶往前线。傅宗良志在建功立业，听说史迪威要撤他的职，很受打击，同时对廖耀湘替他承担责任十分感激，表示愿肝脑涂地以报答师长的知遇爱护之恩。六十五团的官兵们晓得这一情况后，都发誓要死拼，绝不让师长难堪。他们披荆斩棘，沿着险道快速前进。激战三昼夜，不但迫使日寇从拉加苏撤军回援，还歼灭了日寇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连队第三大队。史迪威接到报告后，还不太相信，亲自跑到战场验收战果，甚至连敌人尸体也一具一具地点清。事后他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要求嘉奖傅宗良，并提请撤回撤免傅宗良的前电。从此事可以看出，史迪威虽然性格高傲，但当发现自己错了，会马上承认。不像有的领导，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维护面子，干脆一路错到底。结果面子虽然保住了，却往往造成很大祸患，搞得怨声载道。这样的面子，不晓得有何价值？从这点来看，史迪威还是个不错的领导人。至于廖耀湘，惟善是从，主动替下级承担责任，就更加难得了。这次战役之后，他更得军心了。桀骜不驯，跟同僚格格不入的傅宗良公开说，我甘为廖师长所用。廖耀湘也向人表示，傅宗良只有我能用。从中可以看出，廖耀湘不仅能将兵，而且能将将，是块能统领大军的料子。孙立人见廖耀湘替他的部队解了围，双方的合作就更加融洽了。孙立人跟傅宗良性格差不多，跟上司和同僚往往合不来。而廖耀湘虽然不爱交际，而且跟同僚打交道时习惯直呼对方的名字，显得有点愣，但大家都喜欢他。连邱清泉、史迪威、孙立人这样出名难相处的人，都对他表示友好。这是因为廖耀湘除了本事过硬，让大家觉得少了他不行之外，待人真诚、表里如一、不争功、不显摆，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廖耀湘连赢两阵，但日寇的十八师团也确实耐打，在向布班山隘中全力布防。他们也是被廖耀湘的迂回战术打怕了，想利用山谷狭窄、两边都是悬崖绝壁的地形来杜绝被背后包抄的可能性。面对新的局势，廖耀湘又有新的打法。这时他的小部队战术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山谷狭窄，确实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回旋，廖耀湘将部队分割成很多小分队，好像无数把尖刀，在火力支援下，进行中央突破。这场战役既考验将领的战略战术，也考验士兵们的单兵作战能力。中国士兵们切实感受到了廖将军平时的严格训练是绝对有道理的。日寇是出了名的不怕死，作战能力也过硬，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但二十二师的士兵们能力更强。经过一番苦战，新二十二师又赢了一场。日寇第十八师团退到孟拱河谷，经过一番整休后，又得到了第五十六师团和第二师团各出一部的增援。他们三败于廖耀湘手下，极不甘心，打算在河谷内用逐次抵抗的方法挡住廖耀湘这只中国虎。但我们的廖老虎已经进入最佳状态，一口气攻克了五个据点。他越打花样越多，或迅速超越，或大胆迂回，用湖南话讲，是弄得日寇搞手脚不赢。在占领拉其卡后，廖耀湘迅速包围索卡道，排出了七个步兵营的阵容，并列出击。这是一场真正的决战，打了九天九夜。终于在六月九日下午，歼灭了有“南亚丛林之王”之称的第十八师团，替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中惨遭这个师团**的人民报了仇。索卡道之战成为了世界丛林战中的经典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廖耀湘指挥全师，歼灭了日本一个加强步兵师团。日本的一个师团相当于我方的一个军，廖耀湘以一个师对一个军，是典型的以少胜多。虽然此前在国内中国军队也取得过胜利，但基本是我方人多敌方人少，日本人输得未必服气。而索卡道之战非但是以少胜多，而且是完胜，这是中日战争史上一次极其辉煌的胜利，彻底洗刷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屡次惨败于日本军队的耻辱。第二十二师也无可争议地成为现代丛林作战第一师。这次战役后，日本战俘英井中队长说：“如以同等装备，日军可以一击七缅军、六印军、四法军、三英军、二德军、二美军，与贵军则一与一军而已。”这家伙明显输了还嘴硬，但强悍的日本军人能说出这番话来，实际上已经在向中国军人表示服气了。
纵观廖耀湘在缅甸的战绩，收复失地八万多平方公里，歼灭、俘获敌军十万余人，非但替国人报仇雪耻，而且大大改良了中国军人在世界上的形象。他本人获得了世界抗战最高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金质自由勋章，并且还挣到了一个外号：“中国的巴顿”，可谓扬威异域，驰名国际。因为他的威名，当新六军被空运到云南沾益时，在独山的日寇听说廖耀湘快来了，顿时忘记了武士道精神，竟然立刻撤退。一九四五年四月，抗日战争的最后决战雪峰山战役开始了。尽管已进入最后的战略反攻阶段，但深知日寇实力的蒋介石丝毫不敢大意。为了保证胜利，他下令陈纳德将军用“飞虎队”把廖耀湘的新六军三万多人空运到芷江，作为战役的总预备队。一些日本部队听说廖耀湘这只老虎来了，又闻风而逃。蒋介石把新六军调回国内，虽然没怎么和日寇来场大仗，但目的全实现了，倒也暗合《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以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为首的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向国民政府乞降。随后，日本在南京正式向国民政府投降。谁来担任受降仪式的警戒呢？美国的魏德迈将军对蒋介石说：日本人一贯嚣张，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真的失败了。所以现场警戒的部队，得是日本人很害怕的一支部队，这样才能镇得住场。蒋介石一听，觉得有道理，经过考虑之后，他决定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新六军。几天后，新六军就被空运到南京。日本人看到这支打败了他们“丛林之王”的军队站在面前，顿时心虚气沮，在整个受降仪式中表现很老实。廖耀湘在国内的声誉也达到了顶峰。
内战声名裂
兵败辽西是廖耀湘的一生至痛。战败被俘后，他拒绝跟四野大将韩先楚握手，并说，要林彪来，再干一场，可见他输得并不服气。一九六一年被特赦之后，廖耀湘碰到那些当年潜伏在身旁的间谍同事，仍然耿耿于怀，怒目相向，说是看不起这些专门偷鸡摸狗的人。也就是说，廖耀湘认为自己跟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一样，虽然失败，但是，“非战之罪”——不是仗打得不好，而是别的因素在作祟。他这样认为，到底对不对呢？我的看法是：也对也不对。
在战争初期，廖耀湘的新六军表现得勇猛无敌，多次以一个团大败民主联军一个师或者一个军。尤其是新六军的核心部队、他一手带出来的新二十二师，打得民主联军非常畏惧。该师六十五团在威远堡门进攻中击败三纵，等于是一个团打败了一个军；六十四团在沙后所大败民主联军最精锐的部队二纵四师，等于是一个团打败了一个师。新六军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是一个因素，装备精良也是一个因素。廖耀湘充分利用火力强大的因素，制定出一种新的打法。他规定，攻击部队在炮火停止五到十分钟内要冲进对方阵地，不给对方还手机会，实质就是利用炮火优势缩短冲锋时间。所以只要新六军出现，如果是攻击，那么民主联军只有撤退，如果是防守，民主联军也是徒唤奈何。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集中了八个团，有三万人，向辽河以南的沙岭村发起进攻。防守沙岭村是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六团和师属教导营，总共就三千人。双方兵力对比是：十比一。结果打了一个白天三个晚上，民主联军伤亡两千一百余人，不得不撤退。这场战役成了四纵的奇耻大辱。因为新六军展示了如此之强的杀伤力，在四平保卫战中，林彪最后下定决心，不惜违反毛泽东“化四平为马德里”的命令，下令撤退。四平保卫战成了林彪的一次惨败，前后损失四万人（包括本溪的伤亡人数）。在白崇禧的督战下，杜聿明、廖耀湘、孙立人指挥军队一路猛追，把民主联军主力赶到松花江以北。林彪甚至做好了上山打游击的准备。东北限看就要被国民党控制。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蒋介石却做出了两个令人大感意外的决定：一是下令停止追击。二是把白崇禧调离东北。毛泽东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蒋介石却是网开一面，结果让林彪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白崇禧是力主追杀到底的，他的构想就是：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产党残余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这个构想的可行性很强。因为孙立人已经率领新一军兵临哈尔滨城下。以当时民主联军的实力，是难以守住哈尔滨的。哈尔滨一下，整个松花江以北都在掌控之中。林彪只有跑到苏联或者蒙古打游击去。东北一平，蒋介石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抽调回关内，中原的局势就会马上发生变化。但是，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政治权衡凌驾于军事谋划之上。他不愿意让白崇禧建立这个不世之大功，更担心白崇禧在东北坐大，于是把白崇禧调回。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白崇禧的军事才能比他强，在历史上几次公开跟他唱过对台戏。而孙立人是非黄埔出身，偏偏军事才能又非常拔尖。白崇禧要是把他拉过去，两人合力，会是很大的麻烦。他的命令不但让白崇禧心灰意冷，连在前线的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也都感到不可理解。孙立人更是向上级力争。但蒋介石个性强，意志坚定，他做出的决策，下面的人再如何反对，都难以更改。对于一个领袖来说，意志坚定当然是必需的素质，但是，如果坚定过头，就变成了固执。当然，蒋介石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一个前提判断：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垮，再也构不成威胁。这个判断显然大错特错。因为东北民主联军虽然元气大伤，但是，绝地反击向来是共产党的强项。当年红军在湘江几乎全军覆没，又遭到了蒋介石的万里追杀，还是奇迹般地在西北生存下来。林彪又是个罕见的军事奇才，让他获得任何反击的机会，都有可能是致命的。蒋介石又一次低估了对手。他想把彻底扫平东北的大功让自己的门生杜聿明去立。
孙立人、陈明仁被迫黯然离开东北，廖耀湘却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先是在四十二岁那年成为了国民党最年轻的兵团司令，统领第九兵团。孙立人离开新一军不久，廖耀湘奉命组建西进兵团，收编了这支精锐之师。这样，国民党最强悍的两支现代化部队：新六军和新一军，都归他统领。如果蒋介石能够让廖耀湘掌握东北最高军事指挥权，放手让这位国民党的顶级战将跟共产党的顶级战将林彪对决，那么，无论胜负如何，在东北战场上都会上演人类战争史上精彩绝伦的一幕。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把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廖耀湘。杜聿明生病了，就换个陈诚。陈诚搞不下去了，又调来个卫立煌。卫立煌虽然具有高超的军事才能，但因为非蒋介石嫡系，对东北部队难以指挥如意。说蒋介石不信任廖耀湘吧？廖耀湘是他一手栽培的，而且从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何况他又给了廖耀湘东北大部分军权。那是什么原因让他始终没有把东北保安司令官这个位置交给廖耀湘来坐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蒋介石始终没有摆脱旧式军队中论资排辈的惯性思维。虽然廖耀湘能干忠诚，但他潜意识里始终认为这个黄埔六期生资历还是嫩了点，当个兵团司令已经是很破格了，要挂帅，还是得选杜聿明、卫立煌这样的资深大佬。二是蒋介石“分而治之”的思维套牢了他。终其一生，蒋介石都不会让哪个属下独掌大权，总是会派出其他力量进行牵制，甚至刻意制造矛盾，这样他就可以从容驾驭，不用担心谁会跳出了他的如来佛掌心。平心而论，蒋介石的这两套手法，如果放在和平时期，确实能够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但是，东北争战是特殊情况，他还抱着老皇历不放，只能说是不懂变通了。
廖耀湘非但不能过问民政，连在军事上也要听命于杜聿明、卫立煌、郑洞国。这只老虎虽然勇冠三军，智谋出众，身上却被绑上了一块巨石，显得行动迟滞。让廖老虎最头疼的是，校长大人虽然身在南京，却经常越级指挥。虽然蒋校长南征北战多年，通晓军事，但此时不在前线，许多命令可以说不切实际。偏偏蒋校长还要对廖耀湘下密令，要他可以不理会杜聿明、卫立煌，直接听命于他。面对最高领袖的这种亲密表示，廖耀湘实在左右为难——听老头子的吧，会贻误军机；不听老头子的吧，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在整个西进兵团司令官任上，廖耀湘都处在这种矛盾和痛苦之中。大将临阵，讲究的是方寸要稳。而廖耀湘却陷入矛盾窝中不能自拔。他甚至还要为劝蒋介石收回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命令而跑到南京去。两大高手之间决战，一个心无旁骛，全力施为，一个不断有人在扯他后腿，胜负如何，可想而知。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廖耀湘在辽宁黑山以西被俘，几次寻机自杀，以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都被看守人员发现制止。他当了十二年战俘，期间被请到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为高级班授课四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文革”中遭到红卫兵批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名将因心脏病突发，在寂寥凄凉中逝世于北京，终年六十二岁。
马笑泉，1978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当代》《收获》《人民文学》《散文》《诗刊》等国内一流文学期刊，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出版有长篇小说《迷城》《巫地传说》《银行档案》，小说集《愤怒青年》，诗集《三种向度》《传递一盏古典的灯》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获《当代》文学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