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第2页）

我永远记得那些美丽的荷花。记得外婆曾经那么慷慨地满足了我的愿望，哪怕是像一枝荷花那么小小的愿望。在那样凄苦的日子里，美丽的荷花分明显得有些奢侈了。

炎热的夏天，一到傍晚，外婆总是早早在屋外的石头场地上泼上井水，好让地面快些凉快下来。然后搬出竹椅和藤榻，让我们在门口的树下乘凉。天空一点点暗下去，蓝色的星星一颗一颗从树叶子背后探出了头，河面上带着腥味的微风阵阵吹来。外婆说你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就给外婆讲故事。风停了，外婆手里的蒲扇停止了摇动，身后传来轻轻的鼾声……

妹妹出生以后，我们搬到了杭州城西的皇亲巷，奶奶一家也搬过来与我们同住。妈妈大概希望奶奶能就此帮她照料些家务。

一天，楼上的小脚奶奶问我，你家今天吃番薯了吗？我说没有哇。小脚奶奶噢了一声，然后轻声对我说，我看见你家广东奶奶在小菜场一个人吃番薯哩。又过了几天，我放学回来，听见大门口有吵闹的声音，是邻家的山东婆在骂街，说是她晾的被子不知被哪个缺德鬼，挪到晒不着太阳的树阴下去了。我看见那阳光灿烂的空地上，赫然晾着奶奶的一条毯子。

我不做声。我已经习惯于见怪不怪了。

我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拎着四只热水瓶，到巷口的老虎灶去打开水。灌满了开水的热水瓶好重，我小小的手掌，难以握住两只热水瓶的把手。我总是跌跌撞撞地走，瓶塞随时都会从瓶口突围出来。我战战兢兢，力气不够将瓶身抬高，开水便一路嘀嗒着。每次回到家里，我满头大汗，胳膊酸疼得抬不起来。

而奶奶视而不见。她明明有一只烧饭用的煤炉，白天很多时候封着火，可她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烧几瓶开水呢？

我问过妈妈。妈妈只是苦笑。妈妈说烧开水太费火了，还是去打水吧。妈妈好像不愿意给奶奶添麻烦，连吃饭也是自己另做。很多年中，我和妈妈几乎一直都是吃食堂的饭。有时妈妈晚上开会，很迟才回家，饿着肚子。但奶奶从来没有为她留过饭。奶奶决不主动为妈妈做些什么，比如妈妈早上出门时晾了衣服，如果忘了叮嘱奶奶，而天又忽然下了雨，晚上回来时，那衣服还在雨里淋着，奶奶一般是不会替她收进来的；即便是缝缝补补这样的小事，也从来没有过。

妈妈每天上班很累，我每天上学很忙；妈妈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费，还要为爸爸的事情操心；而奶奶整天在家里待着，除了管着我妹妹，却从不心疼也不顾及我妈妈。奶奶对外婆的敌意已殃及到妈妈。当外婆不在杭州的时候，妈妈就成为外婆的等号。她冷眼旁观着妈妈的劳累，我读出她嘴角上只挂着两个字：活该！假如妈妈暂时不在，那么我就成了外婆的替身。她从不正眼看我，从童年到少年，我几乎没有见过奶奶的微笑，在我的记忆中，她好像从未抱过我，从未对我有过哪怕任何一点亲切的表示。她已将我并入了她心中的那张大网，视我为外婆一族一类，与外婆一丘之貉。她每日都在扩大着怨恨的边界，朝朝暮暮，锲而不舍。

奶奶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古怪。

大叔叔终于中专毕业，分配工作去了北方，而奶奶并不怎样地难过；二叔叔也考上了一所外地的大学，向她辞行，奶奶好像也无动于衷。姑姑的学习成绩似乎很糟，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奶奶做家务。奶奶每天都在大声呵斥着姑姑，说她笨手笨脚。于是1963年姑姑初中毕业后，主动报名去下乡。爸爸不让她去，说她完全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但奶奶却说：大家都不去种田，哪来饭吃啊？她只是对她最小的一个儿子，我的小叔叔表示出些许母爱，在我看来那疼爱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有时我真怀疑我的奶奶是一个冷酷的人。

她基本上不同周围的任何人交谈。但不交谈并不等于她不说话。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坐在自己房间门口的一张竹椅上，口中念念有词，喃喃自语。她似乎永远都在同自己对话，滔滔不绝，旁若无人。她低声哼吟着一长串艰涩难辨的话语，抑扬顿挫之后，尾音总是拉得老长，但一句紧接着一句，从不间断从不停顿，如同猴子捞月，一只只头尾相钩，攀成一道环环入扣的长绳，垂向深潭。奶奶门口的空气中，终日颤动着一种神秘的音符，使得从她门前经过的人，不得不敬而远之。每当这时候，她高高的颧骨上就会泛起两片润泽的红晕，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明亮而生动，眉宇间神采飞扬。那语音悠悠地升高了，变成一行翩翩的大雁，呼扇着翅膀，穿云破雾，飞往远古的南粤……那些无人懂得的民谣和山歌，是奶奶心中永远的故乡。

可惜奶奶的民谣大多都没有保留下来。我只记得其中的一首，经爸爸“翻译”，是这样念的：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食槟榔；槟榔香，买紫姜；紫姜辣，买蒲达（苦瓜）；蒲达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牛皮薄，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顶屋梁；屋梁高，买张刀；刀切菜，买箩盖；箩盖圆，买只船；船无底，淹死几个日本仔……

结尾处居然还有抗战的内容。不过一般人绝不可能听懂。那语音实在很难听，我决定绝不学广东话。

奶奶常常这样坐在门口自言自语，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

有同学来我家，吓得不敢进门。他们说，你那个奶奶，会不会是个巫婆？

很多年以后留在我脑中的奶奶，就是这样一个背对着阳光的黑影，玄衫黑裤，打坐入定，像一座凝固不动的雕塑。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说自话的寂寞中度过的。而她居然以对人世无比的耐心一直活到九十高龄。她死去以后，爸爸恍然大悟，说很可能她这种不厌其烦的自我倾诉，就是一种气功呐。

但我知道奶奶其实是很善于保养自己的。她既不起早也不晚睡，每天中午必睡午觉，雷打不动。既然没有钱吃补品，只好不觅仙方觅睡方了。奶奶还擅长煲汤，把什么东西都放进罐子里去，从早一直炖到晚，煲得个稀里糊涂。她最喜欢用黑鱼头或是鲢鱼头炖黑豆汤，据说鱼头和黑豆都是补脑的佳品。所以奶奶对往事的记忆力被不断地滋补得惊人。奶奶洗头也是极其讲究的，她用橘子皮、生姜，还有醋和皂荚，先熬出一锅水，滤去渣子，放凉了，然后用那水洗头发。她这样洗了几十年，直到七十岁时，头发不掉不花，仍然是满头乌黑，保持着年轻时天然的翻卷弯曲，极让人羡慕。

可见奶奶仍然热爱生活。她对于自己的照拂，很是精心尽力。

邻居们进进出出，偶尔也同她打招呼：广东奶奶，吃饭啦？或者说，广东奶奶，起来啦？

那时广东奶奶已经能听懂一些杭州方言了。她点点头。然后小声嘀咕着回答说，人总是要吃饭的嘛，不吃饭不是神仙啦。或者说，这时候还能不起来么，不起来就是个死鬼啦。

这就是她最初在西公廨时回答我舅舅的语言方式。几十年一贯，一百年不变。她从不正面回答别人的问题，永远是以反驳代替回答。她从不赞同别人的意见，也从不对任何人表示好感。幸亏邻居们多半听不懂她的意思，也就笑一笑拉倒。

她在漫长的孤独中长久的自言自语，成了她每日必行的功课。她独思静养，循环往返，渐渐将天下万物都整理出一个头绪，然后再一项项逐条发表她的见解。她反驳别人是为了有利于阐述自己的看法，如果轻易地苟同，她便失去了表达的机会。她有很多的时间来反复进行练习和锤炼语言，将它们磨炼得一针见血。假如有一天放弃反驳，她的舌头就会变得迟钝。于是她在自己假想的对敌作战中，逐渐成为一个业余的评论家。当她在闲适的暖风中落座竹椅，她便开始喃喃自语，对她周围的一切事物，展开随心所欲的批评。

奶奶从不讲故事。她不喜欢叙述。她的表达确实带有浓重的理论色彩，而且多半具有判决的意味。她说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她说一个儿子怕什么呢，满天的星星有什么用处，你没看见太阳也只有一个嘛。她说大的不争气，小的怎么会出头呢。她说天塌下来还能当棉被盖哩。她说儿子大了儿子的世界，女儿大了女儿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我不懂你们的世界。她还说，施恩莫望报。

她说出这句名言的时候，我的妈妈瞠目结舌。妈妈明白奶奶和外婆的关系终于是无法修复了。这句话自然是当外婆来杭州做客时才会最后说出来的。说出来以后，妈妈对这个家的一切恩德，便都在奶奶自造的逻辑中，统统一笔勾销。

在爸爸看来，不识字的奶奶却是智商过人，抽象思维尤其发达。不识字尚且如此，假如念过几年书，奶奶说不定可成为“金棍子”“银棍子”，当一个显赫的职业评论家。

奶奶终于获得了心理平衡。她除了自己以外，看不起所有的人。她懂得要想不被别人看不起，先得看不起别人才行。

也许奶奶天生是狂妄的——她本无任何狂妄的资本；但也许正是由于一无资本她才必须狂妄，否则，她将怎样活下去呢？

很多年过去，我理解了我一身傲骨的奶奶。但我却无法热爱她。

奶奶在那些年中仅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广东籍的老尼姑。隔着一条巷子，原先曾有一个尼姑庵。奶奶不知怎么同她认识，也不知这位广东老乡何故流落至此。尼姑庵后来废弃，老尼姑移居附近的一间民宅，常来看望奶奶。她们交谈时总是关着门，畅快淋漓地用粤语互相诉说，隔窗听去，嗡嗡嘤嘤的，很像是佛堂念经的声音。老尼姑每次离去时，两人都是眼泪汪汪。老尼姑是奶奶生活中唯一的知音，她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老尼姑仙逝。老尼姑活着时，还常常带些水果糕点之类的东西来给奶奶。按说奶奶应是施主，却常让她的同乡施舍，这一直使我觉得纳闷——奶奶好像总是索取多于给予的。